行 走 漈 上
□ 作者 平川
漈上
去往闽清漈上的时候,恰逢南方的雨季。雨时下时歇,时大时小。从闽清到漈上,一路烟雨迷离,峰回路转,丛林阴翳。
正是芒种农事繁忙的时节,沿路的村庄、田野上却见不到几个人影,丝毫没有农忙时节应有的繁忙景象。路边沟渠边的芋艿静穆肃立,田园中西葫芦与丝瓜的藤蔓爬满瓜架。山坡上野花绽放,山茶结子,寂寞着山间的寂寞。
城市化的浪潮,卷走大量的农村人口,看来,即使这闭塞的山间,也不能例外。
我们所要探访的漈上,在两宋时代,是个远近闻名的学村。这个藏匿在深山中的古村,在两宋320年历史中,先后有18人考中进士,考中举人、秀才的不计其数。《宋史》中,闽清“一门七进士、五子四登科”故事,就发生在漈上村的陈氏家族。
而让我们对漈上产生浓厚兴趣的,正是这陈氏家族的陈祥道、陈旸两兄弟。与漈上古村渐行渐近,愈发感受到一种神秘幽邃的气息。
转过一段蜿蜒狭窄的盘山公路,是两座隔溪对峙的青山,路边古树参天,溪水潺潺。细雨中,漈上村的现任村支书黄新院,孤零零地立于幽谧的树下,早已在那儿等候多时。
我们在此下车,寒暄几句,便随他在细雨中徜徉。
黄新院等候的地方,就是漈上古村的村口。村口两侧是陡峭的高山,一叫凤凰山,一叫龙首山,两山拱卫着入村的道路。凤凰山脚的崖壁上,有多处摩崖题刻。其中,“起傅岩”三个大字题刻最为醒目。
起傅岩题刻边上另有一诗:
“欲识东君去信催,古人止渴意思梅;根茎虽向春前发,枝叶曾经雪里开;万木丛中推作首,千花圃内独为魁;高才应是和羹手,何必须教傅来说”(《闽清县志·山川志》:闽清古时遍植梅花,梅溪两岸梅树丛丛,花开时节,飘香千里,故闽清又称“梅邑”)。
两处题刻,都是南宋状元张孝祥的手笔。
与凤凰山遥遥相望的龙首山的石壁上,也镌刻着“龙首岗”题刻,相传为陈祥道所书。题刻字迹骨肉相见,端庄浑厚。
村口有一条自东往西的山涧,涧上有一南北走向的古石桥。这是闽清县保存最完整、最长的宋代石构梁桥,其状似舟,尖端逆流,桥面以青石板平铺而成,桥下巨石裸露,陡峭而又光滑,可见,当年此处水流何等湍急。
黄新院支书介绍说,这里便是“贤良陂”遗迹。
当年,陈旸目睹家乡二都(今云龙乡)农事灌溉用水需求无序,村民常为争夺水源引起械斗。于是,他倡导下游乡亲们兴修水渠,并在漈上水头建筑拦水陂坝,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源。
这里的河床,属整体的花岗岩结构。陈旸他们便想出妙计,在岩石上凿洞立木桩,坝体材料则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松木、芒草、黄土等进行穿插叠压夯构,这样,既牢固又经济。约30米宽的石岩河床上,至今仍留有许多排列有序的竖式洞穴,约在直径二三十公分左右。
因为陈旸是在绍圣元年,考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进士,为铭记陈旸的功绩,当地人便将拦水陂,取名为“贤良陂”。
出了古木葱郁的村口,前方的景致,一下变得豁然开朗。
漈上古村,就坐落在约1.5平方公里呈葫芦状的盆地里,四周层峦叠嶂,山岚蒸腾,形成天然屏障,而村口处,便是葫芦嘴。站在村口,望着盆地中细雨茫茫静谧的村舍,忽然间,你会想到桃花源记里的那句话: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有良田美池。
此时的千年古村,安静得像个迷,犹如幽居山谷的伊人,遗世独立。
陈氏
进入村口,忽然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我们依然沿着村道冒雨前行。
千年时光荏苒,漈上已经不复旧日模样。除了村口处那座古桥,桥下搬不走的巨石上的竖式洞穴、贤良坡遗址,以及山上的摩崖题刻,漈上村里,几乎看不到宋时留下的痕迹。
但在古村南部山腰,陈祥道、陈旸父亲陈玩墓葬不远的田垄中,我们看到两尊石雕翁仲和四尊瑞兽。
两尊翁仲身披铠甲戎装,双手持剑,威严凝重;四尊瑞兽为石虎石羊,造型简洁古拙,形象生动,具有较强的宋代石雕风格。
黄新院支书说,这几件石雕文物,是早先在稻田中被发现掘出的。经专家初步判断,它应是漈上古村的开基者、陈氏家族的先祖陈柄墓葬的附属物。
在距石雕不远处,有一块近千平方米的台地。
这里曾是名噪闽中一带的宋代开闽寺遗址。开闽寺的前身,是建于唐代天复二年的开明院,宋代复建,清代重修。上世纪60年代拆毁。宋代遗留下来的,只有一座石羊、一方石马槽,除此之外,再没有他物。
漈上盆地里的田产,最早属开明院院产,因战乱荒废。宋代时,二陈的祖先陈柄,自福州大义迁徙闽清县宣政里,在此复耕,开基漈上。
柄生衲、衲生俨、俨生玩。漈上陈氏经过三代人开拓、耕种、传承,到了陈玩这一代,开始有了发迹的端倪。陈玩生五子:长子深道、次子祥道、三子安道、四子旸道(后改为陈旸)、五子从道。
五兄弟中,除长兄深道在家奉伺父母,主掌家事,其他四兄弟,皆进士及第,被称为“五子四登科”。后来,祥道之子陈行中、安道之子陈刚中、旸道之子陈积中,又先后登科进士,叔侄举进士者七人,被称为“一门七进士”。漈上陈氏,由此鹊起。
旸道之子陈积中登科进士后,闽清县为漈上陈氏立“七进士坊”以表彰。但立坊以后,又添了两名进士:陈从道之子陈和中(1154年进士及第)、陈刚中之孙陈问(1235年进士及第)。因此确切地说,应当是“一门九进士”。
在古代,进士及第有多难?
自隋朝设科举制度以来,通过读书走上仕途,是所有学子的终生理想,都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古代科举的进阶道路,大概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府(州)聚数千童生(没考中秀才的,一百岁的也叫童生),拔数十人为生员(俗称秀才);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十余人为举人;举国聚六七千举人,拔二三百人为进士。可见,进士及第是何等艰难。
而隐藏在深山中的漈上,在两宋时代,先后有18人考中进士,仅陈氏一门,便占了一半。如此蔽塞的漈上,为什么能在两宋那三百余年间,迸发出如此耀眼的光芒呢?
黄新院说,两宋时期,漈上隶属闽清县二都宣政里。那时的漈上,山上有古道通往福州府。这里,是通往州府和京都古驿道的重要路段之一。
福建省内尤溪、德化、永春、仙游等地的人,可以从永泰到漈上,再由漈上到闽清渡口,商人由闽江坐船南下,到福州府城经商;学子坐船,上行至南平,转崇阳溪出桐木关,或转南浦江到浦城,翻越仙霞岭北上京都赶考。
两宋时期,也是闽清科举的高光时刻。福州府的第一位状元,便是闽清人许将。
此后,又出了黄唐、郑性之(今闽清县梅溪镇石郑村人,娶妻长乐三溪潘氏,登第后迁福州吉庇巷)两位状元,以及黄稹、陈祥道、陈旸、萧德藻、黄师雍等132名进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沿此驿道,走出大山,走出闽清,走向京城。
漈上陈氏能在两宋期间大放异彩,有人将它归于此地的风水。但更多闽清人认为,漈上陈氏耕读世家,自陈柄起,便重视教育;而葫芦形的盆地800多亩良田,也为家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另外,漈上在古驿道所处的关键地理位置(离闽清渡口、集镇尚有一段距离,过往商人学子必须在此处歇脚),让古村看起来蔽塞,其实与外界紧密相连。甚至比山区里的其他村落,消息更为灵通。
当地村民说,那时漈上路段的古驿道周边,布满了客栈、米行、布庄、杂货店,十分热闹。集市中心,在今天漈上洋中坑涧旁一带水稻田,称之为“坑边城”。那里的地下,至今仍有旧墙基石和成堆的瓦砾,石板亦多,疑似古驿站遗址,也印证了曾经的繁华。
礼书
陈门九进士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陈祥道、陈旸两兄弟。两兄弟以分著《礼书》150卷、《乐书》200卷而光耀青史。
北宋嘉佑八年(1063年),闽清人许将中癸卯科状元,年仅27岁,是福州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许将中状元,极大地鼓舞了闽清学子的士气,自此开启了闽清自科举以来的高光时刻。这些备受鼓舞的学子中,便有与许将老家只有一山之隔的,漈上人陈祥道。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23岁的陈祥道进士及第。以此为始,大山中的漈上陈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陈祥道与同榜进士王雱交好。而王雱的父亲,便是北宋名臣王安石,陈祥道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安石的门生。从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至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两度任参知政事,积极推行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为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使门人修撰《诗》、《书》、《礼》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
陈祥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深入钻研礼学(即:“礼经学、礼仪学、礼论、泛礼学”)。
其中,礼经又称“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礼学的核心,狭义的礼学就是指礼经学;广而言之,包容礼仪学和礼论;再推而广之,涵括泛礼学。
陈祥道的任务,就是深入钻研礼学,阐释新义为新法服务。为此,他先后修撰了五部相关专著,分别是:《仪礼注解》(32卷)、《礼记讲义》(24卷)、《论语全解》(10卷)、《礼例注解》(10卷)、《礼书》(150卷)。修撰这些专著,陈祥道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
元佑四年(1089年),他编撰的《礼书》150卷和《仪礼注解》32卷,得到朝廷重臣很高评价。
尤其是《礼书》150卷,是对王安石推崇的《周礼》阐发“义理”,阐释新义,受到王安石和朝廷“用意专精求之、诸儒未见其比”的好评,授陈祥道秘书省正字,赐绯衣,名动天下。
当时的哲宗皇帝接受大臣们的建议,特拨纸笔,并派宫内楷书高手3人、画工1人帮助缮写。
陈祥道所著的《礼书》,阐述了我国上古夏商周三代礼制。
书中,介绍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如“王及诸侯城郭之制”,“王诸侯大夫士寝庙制”,“朝觐之礼”,“诸侯, 朝天子送逆之节”,冠礼、婚礼、丧礼及丧期,各种祭祀之礼,卜筮之礼,射礼,衅礼,族燕之礼,视学养老之礼,养孤之礼,乡饮酒之礼,以及仪礼中的音乐(包括乐律和乐器)、服饰、车马、仪仗、礼器和祭品,等等。
还附有示图781幅,依据前人著述,引用儒家经典对上古礼制进行考核订正。内容完备,条理清楚,纠偏补缺,多有独到之处。
在《礼书》的撰写方法上,陈祥道采用近似于今天的专题论述的方式,以《仪礼》为经,以《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孔子家语》《史记》中的礼学论述,以及汉唐经学家郑玄、王肃、孔颖达等的注疏为纬,将经典文本与历代注疏结合起来,予以综合撰述和介绍。
相对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而言,无疑为后者开了先河,起到了先导作用。
而陈祥道在《礼书》中,对礼图的运用,则显得在研究方法上,比朱熹还更为完整。朱熹对陈祥道《礼书》的评价,也一直很高。
北宋神宗、哲宗时期,朝廷党争十分激烈,政局变动频繁。王安石两次罢相,加上父亲变故,陈祥道受牵连,曾相当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仕途坎坷曲折。尽管王安石的政敌否定《三经新义》,却对陈祥道的《礼书》仍十分推重。
唐代及北宋学者研究上古礼制的著述多佚失,而陈祥道《礼书》独能完整保存下来,成为礼学的重要文献之一。
后世一致认为,陈祥道《礼书》与司马光《书仪》、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对后世学者研究礼学发展,了解上古时代礼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乐书
元丰五年(1082年),陈祥道的胞弟、陈旸的胞兄陈安道进士及第。绍圣元年(1094年),陈旸以布衣身份,中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进士。两宋320年间,多数是中进士后多年再中制科,仅41名“以大科名世”,其中仅有7人布衣出身,陈旸便是这7人之一。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
陈旸自幼聪慧,博览群书,起傅岩所在的山上,便是陈旸年少时的读书处。关于陈旸的好学,漈上有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
古时的漈上村村口,有一棵巨藤横卧溪流两岸。少年陈旸每日在桥上往返,一趟都是一百二十步。一日他在浏览书卷之时,突然心生一念,自己每日读书虽多,却无法牢记,何不只认读一百二十字,将之背熟读透?
于是,陈旸便将这个想法践行。陈旸的这一独特的读书法,为他后来完成宏篇巨制《乐书》,奠定了知识基础。
南宋进士陈善在《陈晋之读书法》(陈旸字晋之)中这样评价:
“读书唯在记牢,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读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是虽一岁未曾得百二十字也,况一日乎!予少时实有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虚,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
意思是说,陈旸每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到最后无书不读,自己有贪多之癖,反而腹中空虚。陈旸受其兄陈祥道影响,立志著书。
宋徽宗即位后,陈旸进献《迓衡集》,得到赏识,升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崇宁二年(1103年),时任礼部员外郎的陈旸,著成《乐书》200卷。朝廷上下给予很高评价,升为太常丞。
陈旸所著《乐书》卷目浩繁,共达200卷之巨,收录音乐条目1300余条,是我国第一部大型音乐百科全书。这部音乐通史,记载了上自三代,下至宋朝的历代乐制、乐论、八音、歌曲、百戏、五礼之乐等,而且每一类条目皆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详加论证。
其中,第一卷至第九十五卷,摘录《诗》、《书》、《礼》、《易》、《春秋》、《孟子》等古代经传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并予以训义诠释;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则记述各种乐器、附乐图论。全书共有插图517幅,涉及乐器、乐律、舞姿、舞器、舞位、乐器排列、五礼等,可谓无所不包。
因《乐书》不但论述“引据浩博、辩论亦极精、上体对圣意、贯穿明备”,而且“雅俗音器歌舞,下及民间杂戏,无不备载”,陈旸当即被升任为鸿泸寺太常少卿、礼部侍郎,编撰发行《礼记》(10卷)、《孟子解义》(14卷)、《论语句解》(10卷)、《北郊礼典》(30卷)。
但他最珍爱的《乐书》(200卷),却因当时国事多难,战事频仍,故一直到他61岁去世时,该书都未曾刊刻,抱憾终身。
直至百年之后,陈旸的后人陈岐,历经多年访求之苦,在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才得到书稿。因得宋宁宗赵扩鼎力相助,并请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作序,陈旸的这部音乐巨著,才得以刊刻问世,并流传至今。
南宋时期,与陆游、辛弃疾齐名的著名诗人张孝祥,曾慕名专程访问漈上。
他在凤凰山陈祥道、陈旸读书处,题写“起傅岩”三个摩崖大字,将二陈兄弟比作古殷商时,在山西傅岩当版筑工、后被殷高宗武丁重用拜为丞相的傅说。意思是说,这漈上一如山西傅岩,也是出国家贤臣的地方。
朱熹也曾专程游览漈上,并在二陈故宅门前题下“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以示仰慕之情。清乾隆年间,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将陈祥道的《礼书》、陈旸的《乐书》皆收归其中。
离开漈上的时候,日近黄昏。雨霁天朗,苍郁的林间山岚霭霭,空气格外的清新,漈上古村,犹如睡着的孩子,依偎在群山的怀抱里。
一抹天光,打在村口对面的白墙上,在这光与影的交织中,粗砺条石铺就的古石梁桥,幽幽地泛着青光。桥那边,一条小路深邃而又幽静,蜿蜒逶迤着伸向远方。
很多古村落,大抵都与漈上一样,家族聚集而居的,他们的先人或逃难到此,或留恋此地风水,于是决定定居此地。后来的岁月中,族人中有人经商发达,或有人当了大官,从此家族就开始兴旺起来。
如今的漈上,古道上没有学子商贾的步履声,驿道边也没有嘈杂高调的叫卖声,只留下寂寞的古村,成为农耕文化的缩影、地灵人杰的历史见证。
南宋建炎二年,陈旸去世,奉旨钦赐御葬闽清十五都普贤寺山门外。清嘉庆二十四年,陈旸墓被人占毁,闽清县令方亨衢亲自为之撰写《旸公墓道碑文》。碑文曰:“古立德立功立言之士,其精神足以彪炳宇宙,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
一切都在流逝,唯有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
物质上的东西,总会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但文化上的传承却不会止步。今日的闽清依然在传颂着二陈的功绩,他们种下的礼乐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也许,正如碑文所言,只有这精神上、文化上的遗产,才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吧。
(原载《梅城报》第1088、10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