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礼乐传统

　【内容摘要】中国文化以礼乐为核心，以《礼记·乐记》为代表的国学典籍，全面深刻地反映了礼乐与文学的不可分割。《礼记·乐记》论“乐”，始终“乐”与“礼”对举，“礼义”与“乐情”互解双显，展示了“礼行乐奏”、“乐备礼隆”的不可分割性。其中所阐述的“礼乐”之“文”、“礼乐”之“情”、“礼乐”之“德”与“诗性”交相辉映，互为涵摄。反映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即鲜明地呈现出“礼乐”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抒情特质。抒情的诗、词、曲、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形式，而其他文学体裁均表现出重抒情、重情韵的创作意图。(二)文学关怀。自始至终关怀现实与人生。(三)教化功能。作家的创作主旨即在于宣扬政治理想，为社会服务。

【关键词】《礼记·乐记》礼义乐情诗性文学

　以现代学科分类而论，“乐”为音乐艺术的审美系统，侧重于情感;“礼”则表现为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侧重于道德。因而人们习惯将“礼”“乐”分述，各自探讨“礼文化”“乐文化”。但《礼记·乐记》，无论溯“乐本”，探“乐情”， 叙“乐象”，广“乐化”，总是“乐”与“礼”对举，“礼”与“乐”并论，互为诠释，揭示出“礼乐”共有的“文”、“情”、“德”等等特质。这种“礼”、“乐”互解的阐述，凸显了礼乐的不可分割性。而“礼”、“乐”与“诗”三者，从来都被看作立身成德之法①，难解难分。三者的相辅相成，正如礼乐之“文”、礼乐之“情”、礼乐之“德”的互融互渗，本于人心，贯乎天地，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自《诗经》雅颂、楚辞《九歌》到历朝历代的雅乐乐章，以及用于描绘郊天祭地、朝觐盟会、祈谷祷雨、敬老立学诸仪式的各体文学作品，均以“礼乐”为中心②，所涵摄的“礼乐”意蕴自不待言，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抒情特质、人文情怀、教化功能，均不能出乎礼乐文化的涵盖之内，从不同层面透射出了“礼乐”之“文”、“礼乐”之“情”、“礼乐”之“德”的精神内核。本文即以《礼记·乐记》为视点，通过文本释注，并采取简单类比、排列勘对的方法，作粗浅探讨。

　　一、礼乐之“文”与文学抒情

　　关于礼乐之“文”，《礼记·乐记》有不少阐述，此据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③《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检阅胪列如下，笔者本人的理解以[[今案]的方式加以说明：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疏】：“‘声成文，谓之音’者，谓声之清浊杂比成文谓之音。则上文云：‘变成方，谓之音。’是也。”[今案]：当指清、浊不同的声音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乐音。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疏】：“‘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者，‘文’谓‘声成文’也。若行乐文采谐同，则上下各自和好也。”【今案】：“乐文”：宫、商、角、征、羽各音谐和组织的呈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本乙自外作，故文。

　　【注】：“文，犹动也。”【疏】：“‘礼自外作故文’者，礼肃人貌，貌在外，故云‘动也’。庾云：‘乐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静;礼节在貌之前，动合文理，文犹动也。”[今案]：这里“文”释作“动”，显然是指行“礼”时“升降上下”之仪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

　　【疏】：“‘乐者，异文合爱者也’者，宫商别调是异文，无不欢爱，是合爱也。”屈伸附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

　　【疏】：“‘识礼乐之文者能述’者，‘文’谓上经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着万物之理。

　　【疏】：“‘而文以琴瑟者’，谓文饰声音以琴瑟也。”[今案]：“文饰”即谓修饰美化。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

　　【疏】：“‘五色成文而不乱者’，五色，五行之色也。既有所象，故应达天地五行之色，各依其行色成就文章，而不错乱。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谓官、商、角、微、羽之声，和合成文不乱也。而云五色，因五行之色，别广以明义也。”’吟案：此处“五色”与下文“八风”相对，可谓自然界之事物，亦可狭义理解为五音与八音。成文即“成纹”，构成华采乐章。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唯乐不可以为伪。

　　【疏】：“‘是故情深而文明’者，志起于内，思虑深远，是q隋深’也。言之于外，情由言显，是‘文明’也。”[今案]：“文”当指礼乐之“升降上下，周还裼袭”，“屈伸附仰，缀兆舒疾”之外在表现。“文明”即指礼乐仪节表现得更加精彩。乐者，心之动也。声音，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

　　【注】“文采”：“乐之威仪也。”[今案]：声音为“乐”的形象。构成“声”的“文采节奏”，即是“乐”的仪节修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

　　【注】“文谓鼓也。武谓金也。”【疏】：“‘始奏以文’者，文，谓鼓也。言始奏乐之时，先击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也。”【今案】：这里的“文”是就武舞表演具体而言。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

　　【注】“文，犹美也，善也。”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

　　【注】“文，篇辞也。”【疏】“‘使其文足论而不息’者，‘文’谓乐之篇章。”吟案]：乐之篇章即歌辞。古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

　　【注】“‘以成文’，五声八音，克谐相应和。”

　　【疏】“‘节奏合以成文’者，谓奏作其乐，或节止其乐，使音声和合，成其五声之文也。”[今案】：五声之文即由宫、商、角、征、羽之音组成悦耳动听的乐曲。上引各段所涉之“文”，或释作“声之清浊”的“杂比”，或释作“动”，或释作“宫商别调”，或释作“屈伸、俯仰、升降、上下”之舞姿，或释作“琴瑟之声”，或释作“宫、商、角、微、羽之声”，或释作“言之于外”，或释作乐之“威仪”，或释作“鼓”，或释作“美”、“善”④，或释作“篇辞”，或释作“五声八音”，无论在哪种语境下，进行怎样具体的注释，“文”是礼乐的表达方式，是礼乐的外在形象，这是其基本的意义。礼乐之“文”的组成、美饰，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各种不同美丽、完好的表达，加强抒情，充分发挥“乐”所具有的动情功能，从而实现和同敬爱的宗旨。众所周知，“札”为制度，旨在约束。而令人心悦诚服的是，这种约束与一个充满“乐”计隋的“乐”互为辅成，浓厚的情感，便成为礼乐文明与生俱来的品性。

　　充满情韵的礼乐之“文”，以乐音、以乐章、以乐器、以节奏、以仪节、以服饰等呈现出来;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则通过“语音”、“文字”之“文”来抒情。文学发展初始形态的“诗”，即用鲜明的语音节奏与音乐紧密配合，呈现出“天籁”般的音乐美，体现着礼乐之“文”的情韵特征。“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强烈的感情抒发欲望，也正是礼乐之“文”所承载的“天地之情”的本质。具体分析，作为仪式乐歌歌辞(乐章)的“诗”，是伴随着乐舞，在“礼”中成熟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所录尽是乐歌，而后楚辞、汉乐府、歌诗、声诗、曲子词、元曲、杂剧，与音乐同生共长，即使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专门走向案头文学形式发展道路的“诗”，从来都保持着谐韵的音乐特性。如果说，诗与乐本为孪生姊妹，那么专门用于说理、记事的文，是否也具有浓郁的情韵呢?回答是肯定的。先秦时期诸子散文好用韵语，使语言充满诗歌的抒情韵味。汉代盛行起来的赋，无论承前的骚赋，还是其后变化了的骈赋、律赋、文赋，以及六朝的代表文体“骈文”，讲求韵律是它们突出的“体性”。实用文体，如朝廷制诰、法文律令之类，有韵的文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正是因为有“韵”，使得枯燥的法文律令，也富有抑扬顿挫的“抒情”意味。或为记述史实，或为叙述故事的文体，协韵的诗、词、曲、赋，往往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作家惯常采用来抒情的结构方式与艺术技巧。从先秦“礼义之大宗”的《春秋》、“叙事之最”的《左传》到明清的《三国演义》、《红楼梦》，一路读下来，流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悠悠情韵，无不令读者处处动容。即使迟到元明才成熟的戏剧，无论白朴的《梧桐雨》，还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唱不衰的还是那一首又一首的抒情诗。

　　借一般文学理论将文学分为内容与形式的论说来考虑，追求韵律和谐是形式方面的特点。“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音”“情”的完美结合，方可获得“有金石声”的艺术效果，而“怊怅抒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才是托起音韵声律美的根本。强烈的感情抒发，从来被创作者、评论者看成是文学的生命，“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我道：景虽好，一过目而已忘;情果真时，往来于心而不释。”便又回到了礼乐之“文”的本源。

　　二、礼乐之“情”与文学关怀

　　何谓礼乐之情?觞L记·乐记》的阐述是：“论伦无患，乐之隋也。” “穷本知变，乐之情也。”“礼乐之情同。” “礼乐偾天地之情”。以下细绎之。

　　“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据孔颖达正义，此说出“乐论篇”。2l “‘论伦无患’者，乐主和同，论说等伦，无相毁害，是‘乐之情也’。言乐之本情，欲使伦等和同，无相损害也。”官、商、角、征、羽，如何组织才能如人之伦常，次序井然，不互相冲撞，达到和谐悦耳，这是乐之“情”。这种“情”，即是性情之“情”，是先天所具备的品性。

　　“穷本知变，乐之情也。”据孔颖达“正义”引“皇氏云”，此段经文是“乐情篇”的内容，日：“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⑥穷本知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偾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大意云：“乐”生于心，是q隋”的表达，这一特性不可更改;“礼”显于外，是“貌”的呈现，这一特性也不可更改。“乐”的功能在合同人心，“礼”的功能在分辨尊卑。关于礼乐的言论，都是从中能看得见人情的。乐由心生，故能穷尽人心之情，穷尽感情之变，这是“乐”的本体特点。彰显诚信，剔除虚诈，这是制，礼”遵守的纲纪。礼乐依附天地自然，当然能体现天地自然之情理，传达自然万物变化之规则，感动上天与下地之神灵，凝聚万物大小之形体，理顺君臣父子之位置。由此可见，这里所阐述的“乐”之“情”，即是包揽天地、万物、神鬼、父子、君臣在内的“天地”之情，是体现哀乐、善恶等等一切之“本”之“变”的情。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礼和乐，分述则一辨异，一合同;总述则二者“情同”，即所秉赋的“天地之情”相同，故相辅相成，成就天下合同敬爱之情。

　　将“论伦无患”与“穷本知变”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亦可“一言以蔽之”，即“礼乐债天地之情。”礼乐仿佛包含着天地万物间的一切惰性，也可以说礼乐负载着自然、社会的一切情感。因此，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是礼乐文明的实质。而对由这一文明孕育的文学、传承这一文明的文学来说，关注“天地”人生，是它应尽的责任。文学关怀，一定意义上可谓“人文情怀”。关于人文情怀，学界有诸多的争议，似乎找不到一个最为完全的定义，但无论怎样阐述，最终都应该归结到对“人”的关怀。我想只有对“人”的关怀，才能称之为“人文情怀”。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便是“为人生的艺术”，充满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与关爱。考察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总能听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呼，听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总能感受到“救人时病，裨补时阙”的迫切愿望，以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痛切愤慨。浩大渊博的爱国精神、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感时伤世的愁苦焦虑，凝聚成深重的忧患意识，犹如一条红线，横贯整个中国的文学发展史。

　　礼乐之“情”，关乎生命之真情。就“乐”来说，它涵盖了整个抒情的艺术，故后世论“乐”，即将它等同于“艺术”，“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诗”用语言表达“乐”的意旨，“歌”用“咏唱”传达“乐”的音声，“舞”用动作展现“乐”的姿容。“诗”“歌”“舞”是构成“乐”的三个基本要素，而“诗”所拥有的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生发状态，便是由“乐”来完成的。礼乐合同，诗乐一体，由礼乐而诗歌而文学，文学即“债天地之情”也，文学亦不可以为伪。“唯乐不可以为伪”，孑L颖达正义：“伪，谓虚伪。若善事积于中，则善声见于外。若恶事积于中，则恶声见于外。若心恶而望声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乐不可以为伪也’。”引用《礼记·乐记》之经文，则谓“故乐者，天地之命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中国文学，从来摒弃“造作”、“矫饰”，反对“为文造情”。人文情怀，是对人生的关切，是生命真情的流露，更是对“天地”——大自然的“和同”与“敬爱”。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节的大乐大礼，滋润培养着与天地同等同大的“礼乐之情”，这种“情”充溢于各体文学作品，山水、田园、写景、咏物，总能令人沉醉人天圆融的和谐之境，即使登临、纪行、怀古、览史一类以叙事为主的题材，也总能借物借景，物我合一，令人享受契合无垠的浑融情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何尝不是“合敬同爱”的“礼乐之情”?

　　三、礼乐之“德”与文学教化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凡音者，生于～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2](P1259)

　　“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2](P1259)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以上是《礼记·乐记》“乐本篇”的内容，只要按行文的前后顺序读下来，其中由乐至礼，由“礼乐皆得”而“谓之有德”的逻辑关系便显示得很清晰：乐由心生——乐与政通——乐通伦理——知乐几于知礼——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制礼乐之目的即在于“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正”，正是“德”的本义。

　　“德”字的形成十分古老，从字形变化看，它的本义即是人心的“正”和行为的“正”。

　　如图所示，在甲骨文中，“德”字的左边是“彳”( chi)形符号，表示道路，也表示行动，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目光直射之意。故字之本义即：行动端正，目不斜视。在金文中的会意更加全面，“目”下面又加了“心”，这就是说：行正、目正、心正，才算是“德”。

　　要实现“德”，则须“得”礼乐。“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辍淫也。……乐也者，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

　　“故乐行而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这些论述，一层一层推进，把礼乐的教化功能与教化意义，揭示得极其明白。

　　1.“乐”象征“德”，礼节制淫荡。符合“礼”的“乐”表

　　现出来的就是“有德”。2.“有德”的“乐”，可以使民心向善;可以深深打动人心，从而改变风俗习惯。所以制礼作乐的“先王”，一定弘扬的是这样的乐教。3.乐教施行，会使社会如清水上的涟漪，层次分明;乐教施行，会令人耳聪目明，头脑清醒;乐教施行，会令人神清气爽，性情平和;乐教施行，会改变不良习气变为良好风俗。这样天下处处太平。4.正因为“乐”有如此功用，所以知乐的君子越发会反省自己，发扬良善性情，培养高尚志趣，并且阐发音乐的义蕴，而成就乐之教化的用途。5.乐教取得了成效，百姓即向端直方正的方面发展，由此便可以看到“德”之高低了。而“德”是“性”的端正的表现，“乐”则是“德”开出的美丽的花朵。6.“乐”的表演即是“施”——给予，礼的制作则是“报”——报答。乐就是让人心快乐，礼则是回报给了人快乐的天地万物神灵祖先。所以“乐”使德行更加美好，“礼”使本性更加善良，都是让人回到人本来就具有的美与善的品性上去。

　　倘若从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论起，“当时在朝聘会同的各种礼仪活动中，不仅礼与乐合在一起;而且当时歌诗以道志的风气，实际便是一种音乐的活动。”歌从来都被看成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由这一形式延伸到广义概念的文学，作为礼乐一份子的文学，教化便是它的天职。中国文学的确坚守了这一本份，而且自始至终地以这一天职为创作的原则与标准，“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只要顺手撷取人们熟悉的诗文辞赋，都会看到鲜明的教化旨趣，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读下来，无论哪种体裁，什么题材，言志也好，缘情也罢，无不关乎“美教化”，系乎“移风俗”。并且，无论哪一种体裁，一旦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文人的创作，即被迅速“德化”，即使像“曲子词”这些兴起于花间尊前的“艳科”，一旦进入文人士大夫的视野，它将注定被视为“诗之苗裔”，而进行“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改造，从而发挥风雅功能，获得美刺效果。李殿魁先生总结说：“从纯文学的立场来说，文学作品是性灵的发抒，它是自然的流露，没有任何条件的约束。可是在中国，从有‘诗’开始，它就没有自由过，因为它除了尽文学的责任外，更要尽一部份音乐的责任。所以早在春秋时代的墨子说：‘诗三百，孔子弟子皆被弦歌之’;不仅孔子拿诗歌当修身养性的科目来教导学生，就连两周时代的诸侯、大夫，无不用诗歌来作为折冲撙俎，政治上、外交上的特殊表达工具。”的确，“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从来都是文人的使命，从来都是中国文学创作追求的“第一”目标。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是“德”的象征，是“德”开出的花朵，施“礼”的目的即在于教人有“德”。“乐”的表现是“施予”，“礼”的表现是回馈。“乐”之所以令人快乐，在于它自身的愉悦属性;“礼”之所以能实现回馈，在于它返回到了本源。“乐”的愉悦使“德”更加显明，礼的回馈让“情”越发深厚。“乐”对“德”的彰显，“礼”对“乐”的深化，互为表里，相互促成。因“礼乐”而抒之情，为“礼乐”而造之文，自然就是有德之文。因此，礼乐教化方能收到“正”之效果，《礼记·文王世子》日：“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教喻而德成。……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礼乐教化而使“德成”，“德成”的收效便是“教尊”、“官正”、“国治”。不要说“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要求“德成”，春秋战国时期，对自然的观照也是“以礼乐”而“德化”的，如《管子·水地》篇、《苟子·法行》等，艺术审美中的“比德说”，更是德化的产物。礼乐均能“得”，即为“有德”，而能成为“有德”者，正是因为“得”了“礼乐”。“礼乐”的精神实质在于通过礼乐之“文”与礼乐之“情”的教化，使人们能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从而成就“圣”“明”人格。“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尽管这里的“作”与“述”是就礼乐而言，在阐述礼乐的制作与传承，但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述作”早已被理解为文学作品的创作，且融会经义，发为文章，“比雅颂之述作”者，俨然成了文学的主导。“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诸侯德高则教化能够施行，教化施行了，就如五谷按时令季节播种成熟一样。于是，天子论“收成”来给诸侯赏“乐”。诸侯治“国”，百姓劳苦，所赏之乐，则舞蹈的人数少，舞队的行列间隔得宽远;诸侯治“国”，百姓安逸，所赏之乐，则舞蹈的人数多，舞队的行列就间隔狭窄。礼乐便是教化的内容。施行礼乐，以“德”量高下;文学创作，以人品论文品，也是诗坛文场恪守的准则。《乐记》“魏文侯”一节，专论魏文侯问乐于子夏，子夏引诵《诗》，以明“德音谓之乐”：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

　　“莫其德音”十句，出《诗经·大雅·皇矣》。毛序：“《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不论这一评论是否能概括全篇内容，天下大定的歌唱，总是人们对“有德”者的歌颂，这就是“乐以象德”的体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天下太平，确定六律，调和五声，弹奏琴瑟相伴演唱诗歌，颂扬安定的社会，这就称作“德音”。“德音”即称作“乐”。广义言之，“德音”能称作诗、能称作歌、能称作文学。传扬“德”即为文学之功能，“礼乐文学”的出现，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成果，“乐终而德尊”，当然也是文学创作的终极意义。

　　徐复观指出：“我国文学源于五经，这是与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结合的带有实用性很强的大传统。”5XP137冬世学者论“经”，或日“六经皆史”，或日“六经皆文”，日“史”日“文”，其源一也，其极亦一也。而将礼乐与文学联系起来，讨论“礼乐之文”与文学的抒情方式，讨论“礼乐之情”与作家的人文情怀，讨论“礼乐之德”与文学的教化功能，仅仅是“大传统”中的小案例而已。实际上，在由礼乐融会贯通而建立的和同敬爱的广大“天地”中，对“述作者”来说，“礼乐”既是指导思想，又是创作内容，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渗入作品，呈现出一片礼乐与文学交相辉映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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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晓霭       (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