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名”论“道”话“贤良”

——写在闽清“二陈”纪念堂落成十周年之际

陈绍铣

据《闽清陈氏族谱》载：“千郎公的五世裔孙玩公生五子：即深道、祥道、安道、旸道、从道。”其名俱与“道”有关，诠释其意：长子深道，意蕴“深奥之道，要深入学之”；次子祥道，意蕴“祥和之道，要详细学之”；三子安道，意蕴“平安之道，要安心学之”；四子旸道，意蕴“阳光之道，要大力扬之”；五子从道，意蕴“从之于道，唯道从之”。就连他们的堂兄爱道公、堂弟师道公的名字也都与“道”字紧密关联，这大概与其祖父俨公所处的“尊道贵德，无为而治”社会大环境的熏陶而致的，这是顾“名”且思义，而不是隅然的巧合。

北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兴盛，非常发达的时代。道家文化在北宋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标志是——由朝廷直接组织编纂了道家的巨著《道藏》。这样，北宋皇帝尊崇道家的事实就不足为奇了。宋真宗皇帝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十五率文武百官到河南鹿邑朝拜老子时就住在“奉元宫”里的迎禧殿，后由他改名为“明道宫”，并题写了匾额。明是显示、彰显的意思，明道宫即蕴彰显道理、真理及老子思想的地方。二十二日，宋真宗正式到太清宫朝拜，立下了著名的“大宋重修太清宫碑”和“先天太后之赞碑”，并加封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宋真宗到鹿邑拜谒本身就是对老子及其思想的宣传与彰显。从历史上看，道家文化铸就了强汉（文景之治）,盛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全面繁荣、科技高度发达的北宋王朝。因此，生活在道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宋真宗时代的俨公，其“尊道贵德”的理念在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从而，其为孙辈们与“道”字有关的命名就有其深刻的用意了。

纵观中国历史，儒道本同源，它们都是社会规范系统的不同表现方式。至于孔子与老子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孔子与老子是师承关系，孔子是老子的学生，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翻阅中国古代典籍，有关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事记载了四次，并发出“犹龙之谈”。此后不久，老子把离开周王室时带回的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献（或抄录件）都托付给能够完成重大历史使命的重量级人物——孔子，于是孔子全身心地投入到整理《五经》的浩大工程之中，成为传播华夏文明、肩负并完成历史重任的伟人。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导侯才先生认为，老子是孔子的老师，不是依据历史流传的故事，而是根据文本和通过对《论语》、《大学》、《中庸》与《道德经》的对比、考察得出的结论，孔子学说中的主导概念也是“道”而不是“仁”。因为孔子自己明确地讲“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时”、“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说如果早晨我领悟了道的原理，那么晚上我即使死去也可以心安理得、死而瞑目了！孔子还讲“修身立道”、“道不远人”、“人能弘道”，还讲过具体的“人道”、“地道”、“天道”、“圣人之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等等。因此，侯才教授得出一个结论：实际上孔子思想在根本点上都是继承老子思想。由此说明孔子就是老子的学生，而且是老子思想的最大继承者。

但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士大夫的治世需求和个人嗜好，乃至人为地篡改等因素，导致儒道两家思想的间隙与冲突。主要表现在：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进取的；而道家的人生观则是温和谦让的。儒家强调社会等级，承认礼节，严格规定举哀期等；而道家则主张返归自然，遁世绝俗，修身养性，抛开欲念等。儒家是中国思想中的经学派；而道家是哲学派。儒家强调“仁”与“义”；道家则强调“道”与“德”。儒家代表的是孜孜不倦入世进取的特点，道家则提倡厚德载物、忍辱负重的精神。但有一共同点是：儒家、道家都讲“道德”，尽管含义有所不同，然而广义是相通的，都为古往今来社会的重大命题。

可以说，历史上先有道家，再有儒家，道家对儒家影响非常大，道家是根、是本。两种学说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吸收，从而使各自的思想体系日臻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干流，犹如中华大地上的两条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滔滔不尽，奔流不息。但在西方，老子比孔子更具影响力：从表层看，《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典藉里在西方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从深层看，孔子的那一套有利于封建统治，但不适合西方尊重人性、张扬个性、自由解放、民主科学的社会环境。而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等理念在西方更受尊重，它体现的是一种普世价值与终极关怀，能被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所接受。

陈旸道（1068—1128）字晋之，闽清县宣政里漈上（今云龙乡际上村）人，他自幼博闻强记、聪颖过人。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27岁的陈旸道赴京直接应试“制举大科”，因当时朝廷里的儒家思想略居上风，为避嫌隙，他就把“道”字隐秘起来而只署“陈旸”二字，通过多层严格考试、阁试和皇帝御前殿试，陈旸以“布衣”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进士，一鸣惊人，世称“陈贤良”。他于1101年撰成《乐书》200卷，后收入清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乐类，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其音乐理论影响深远。2008年元月间，《乐书》被国家文化部审定为《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计2383部里的第00283号，可见其的文化与学术价值是何等的弥足珍贵啊！

陈旸道是我县古代一个“为学”、“为官”传奇式的典范人物；是一个关怀民生，不顾个人得失，为民请命的好官；是一个积善积德于民的正直儒士，也是一个学道、弘道、扬道于世的民众楷模。现仅举三个脍炙人口、广为人知的故事足以佐证：

故事一：撰献《迓衡集》，以劝导“绍述”。据有关资料载：宋元祐八年（1094）九月，深黯黄老之道的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绍圣改元前后，人事大变动，“绍述”政局全面形成，前后达35年之久，将北宋政治推向了灾难性的深渊，也导致了经济的全面崩溃。

以文官为主角的北宋朋党之争，有乡谊、政见、道德及职能的因素，从而引申出“南北人之争”、“新旧党之争”、“君子小人之争”和“宰相台谏之争”等等，他们可以凭乡谊或科举制度所衍生的座主门生及同事关系，交朋结党；也可以藉诗文广交天下英豪，徇私舞弊。新旧两种思想与态度的冲突，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在“绍述”形成、发展如火如荼期间，辅助哲宗“绍述”的大臣有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都为南方人，从现存的有关党争的史料表明，陈旸没有利用乡谊之便、计算个人利益而依附权势、介入“绍述”党争的可能。元符元年（1098）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向太后同听政，十月即下颁以“建中靖国”为主题思想的诏令，意在调和朋党倾轧。是时，陈旸以道学理念和士大夫的立场，适时撰写《迓衡集》，以劝导“绍述”，调和党争。从陈旸对“绍述”持劝导的态度观之，陈旸对待政治是中和的、合道的，也是理想化的。陈旸顺应时代潮流，甚合统治上层政治意图的举措，对其仕途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得罪了一些权贵。

故事二：站在民众立场，言“盐铁事”忤旨。据史料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1），蔡京执政理财，使“盐铁新法”走向极端，成了聚敛不择手段，支费不计国力的害民之法。其“盐法”变更使得商人们“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呼天者，不知其数，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而且，还规定各路州县实行比较赏罚，卖盐数量成为官吏考绩的标准，于是强卖之风盛行，损害了社会许多阶层的利益。同时，蔡京等又实行钞引的贴纳、对带、循环等法，经常变换，并铤而走险，行“铜铁钱法”之变，作出发行“当十钱”的决定，又推行了“夹锡钱”，成为宋廷的生财之术，其对百姓的坑害几同强取豪夺，致使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这种不顾长远，只求速效的做法，激起社会许多阶层的反对。但这些横征暴敛的生财之术，也是得到宋徽宗皇帝的赞同或认可的。此时，身在朝廷的陈旸，一个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制科士大夫官员，是应该知道提不同意见的严重后果。但其已“道化心中，身在道中”，出于“贤良”职责与“旸道”本能，他毅然决然地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上，直言“盐铁新法”之弊端，而恼怒了徽宗皇帝和执政的蔡京，从而被夺职（开除），这正体现了陈旸“以民之本，为官清正，体恤民生”的道家思想。

故事三：辞官隐归故里，凿渠造福于民。据《闽清县志•卷六•水利》1993年版第198页）载：“北宋绍圣至政和间（1094～1115），进士陈旸于家乡漈上创建‘贤良陂’。该陂源于起傅岩，止于漈头岭，沿途凿石辟渠，长3里余，灌溉农田数百亩”。陈旸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因言“盐铁事”忤旨放归后不久，虽“已而复之”（官复原职，宋史载），但心念俱灰于官场的陈旸不为所动，宁可“自食其力”，再不“伴君伴虎”，这正符合老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天道精神。于是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里——漈上，正遇旱秋时节，他看到了漈头岭附近几百亩 “望天田”的稻苗叶似火烧，心如刀绞。为此，他意温老子“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理念，执意要为家乡父老干点实事。时值秋冬，正值兴修水利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发动父老乡亲在漈水“石泉”处以松木、沙石筑成拦水坝（即贤良陂），并派石工凿岩开渠，于次年（1114）开通建成，流水潺潺，使几百亩的“望天田”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田”。正如明岁贡生黄若忠诗云：“拜石得流通，人怀利济功，贤名不虚立，霖雨一般同”。

根据史实调研，我与胞兄陈绍桃曾发表了《辟正〈问斩陈贤良〉之误传》一文（详见《礼乐同辉》2007年5月版第99~104页）确认：陈贤良根本没有被“问斩”，但社会上为何一直流传其误呢？探其缘由，除已剖析一、二之疑外，现再补充第三点疑惑：即“打造忠良塑完美”，以飨读者。

据黄培熙先生《宋代音乐理论家陈旸》一文中载：南宋建炎二年（1128）陈旸寿终正寝以后，奉旨钦赐御葬，墓在闽清十五都普贤寺山门外后口桥亭头（闽清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4页）。御葬亦称“国葬”，意指古代皇帝为昭彰有功大臣死时所赐予的最高级别的葬礼。陈旸“钦赐御葬”，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场面之隆重，是常人少见并难以想象的。为此，民众对陈旸的形象更刮目相看；同时，联想到旧官吏“以死示忠，以德为良”的传统观念和原先已广为流传的误识，为全面提升并抬高陈旸既忠又良的完美形象，便塑造出“问斩”、“金头玉项”、“三十六台疑冢”等一系列美妙传说，一方面树立起民众自身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又鞭挞了封建统治者的昏庸及无道，这也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此外，陈旸不予党争求和谐的立场与观点遭到当权者及其帮派势力的妒忌、排挤、压制，有的甚至是打击报复。因此，社会上流传着的一些误解也在所难免，不足为奇！

作者：系县环保协会秘书长、县老子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二陈”礼乐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