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旸《乐书》的民俗价值

闽清北宋进士陈祥道、陈旸俩兄弟不是出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么名门贵胄、书香门第；然而他们是有远大抱负的，他们的才、识、学都非常人可比。陈旸在《乐书·总论》中说，著述《乐书》意欲“起千载绝文，完一代盛典”，以他的博学强记、精谨勤勉，倾20余年之心力，确实实现了这一宏大目标。《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乐类》卷38称其“引据浩博，辩论亦极精审，视其兄祥道《礼书》，殆相伯仲”。陈旸在《乐书·序》中，有一段话，读来令人动容。 其兄陈祥道“一日语臣曰：‘礼乐治道之急务，帝王之极功，阙一不可也。比虽笼络今昔上下数千载间，殆及成书，亦已勤矣。顾虽寤寐在乐，而精力不逮也。’嘱臣‘其勉成之。’臣应之曰：‘小子不敏，敬闻命矣。’”陈旸不负他兄长的嘱托，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积年于兹，著成《乐书》二百卷。”《乐书》卷帙浩繁，工程巨大，是我国音乐史史上的一座丰碑。

“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愉悦精神、和谐人际关系。《礼记》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社会关系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各守其职、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当然是指正统的“乐”，它能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因此，孔子要求人们亲雅乐，远淫音。《乐书·序》：“先天下而治在礼乐，后天下而治在行政。三代而上，以礼乐胜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胜礼乐，而民风偷。”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陈旸《乐书》，皇皇二百卷，体制宏大、资料丰富，其价值不仅在音乐方面无与伦比，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是不可多得的。若从史学、社会学、解释学、古代典章制度学等不同角度进行探究，我们都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现与喜悦。

本文且从民俗学的领域入手探寻，就会发现陈旸《乐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异常精彩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

《乐书》198卷，有一篇关于“时傩”的记叙：

“三代而上，有公厉、族厉、恭厉之祭，至周始用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

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敺疫’。《月令》：‘季春，命

国傩，九门搩攘，以毕春气。’‘仲秋，天子乃傩，以达秋气。’‘季冬，命有司大

傩，旁搩以送寒气。’后汉，季冬先腊大傩，谓之逐疫。······因作方相与十二

兽舞，欢呼鼓噪，持距送疫出端门，投之水中。北齐因之以戏射，魏帝因之以

阅武。至唐季，冬大傩及郡邑傩，《开元礼制》之详矣。盖以晦日于紫宸殿前，设

宫架之乐，前期先阅傩并乐。是日大宴三府朝臣，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预焉，

颇谓壮观也。唯岁除前一日，于金吾仗龙尾道下重阅，即不用乐矣。观孔子有

‘乡人傩’之说，未尝用乐也。然则，驱傩用宫架之乐，其后世之制欤。”

这段话记叙颇为详尽，信息非常丰富，陈旸向我们介绍了傩舞在北宋以前的发展情况。从他的介绍中可知，傩舞源于原始巫舞，早在三代前就已出现，到周代的“方相傩”，仪式已相当完备。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出，表演者头戴假面，饰以金黄色的两对眼睛，黑衣红裙，手掌蒙着熊皮，拿着戈盾等兵器，带领百余隶卒，遍室搜索，为的是驱除鬼怪瘟疫。此种仪式历代相沿，不断演变。从时间上看，除冬大傩外，季春、仲秋、季冬都在举行。从形式上看，后汉时期，“方相傩”外，又增添“十二神傩”等名目；至北齐、北魏，加入射箭比赛、检阅部队等内容；至唐代，规模盛大，朝野上下，举国翻腾。这些活动，除少数不用乐外，多数都有音乐伴随，“驱傩用宫架之乐”，后世成了制度。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以驱疫捉鬼为内容的傩舞，逐渐向娱乐方面演变，内容大为丰富，出现了表现劳动生活和民间传说故事的节目。有的地方已发展成为戏曲形式，称为“傩戏”。安徽、江西等地都有此类节目。安徽的“贵池傩”就很有名，常有外国学者到那里考察。我前几年到安徽旅游，还看到傩戏表演。表演在一座陈旧的祠堂举行。梁柱上贴着驱疫祈福的条幅，正面有一个台子，皮铜鼓响起来后，表演就开始了。先是通过傩舞，请诸方神灵。神戴着面具来了，也踏着锣鼓声舞蹈一回。接着演《打赤鸟》《关公斩妖》等节目。演一段时间后，扮演妖魔的人被赶下台来，冲出祠堂逃跑，人们紧追不舍。门外点起鞭炮，算是把妖魔赶走了。这些民俗，多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表现先民对祥和生活的诉求。而陈旸的描述，比现行的表演更为精彩。

法国现代学者乔治·杜梅吉尔提出过印欧古代文明的三元结构模式，认为古代印度、欧洲都存在过主神、战神和民事神；而中国就不存在这种三元结构。我想，假如他读过陈旸的《乐书》，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单从前文所引的《时傩》一章，就可以看出，从宫廷到军队到乡间，宫廷傩、军傩、乡人傩，正好与他的三元结构相对应。学术界有一句话流传很广：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说，陈旸在《乐书》中给我们介绍的古代民俗民风，既是我们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弘扬。

再看一看有关“鼓”的传统习俗。古往今来，“鼓”的用场宽泛，文化内涵更是深远：图腾崇拜时期以鼓为舞；庙堂祭祀、宫廷庆典都离不开鼓人掌教；更夫以鼓报更，军旅以鼓鼓舞士气；旧官衙大堂悬鼓，击堂鼓可以鸣冤；释、道教的道场，铙鼓伴作法事；酒令击鼓传花，戏曲鼓板领奏，农事击鼓插秧，围猎以鼓驱兽。鼓常常被编入成语、戏文和故事：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三国名士祢衡“击鼓骂曹”，成为不容遗忘的历史人物；“张飞击鼓古城会”是兄弟情义相知，“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则是大展巾帼风范。陈旸《乐书》中关于鼓的图文，品类名目异常丰富，读后让人大开眼界。摘引一段“合朔伐鼓”的记载：

左丘明谓“唯正月之朔，慝未作于是，用牲于社，伐鼓于朝，然日食奏鼓，

先王之礼也。”······古人救日月之法非特乎此。庭氏又有救日之弓救月

之矢。日月食皆阴为之灾，必以鼓者，所以进阳也。以鼓进阳，以弓退阴，尚何

天变之有。虽然君子以为文，庶人以为神也。汉制：天子救日，食素，服避，正

殿陈五鼓、五兵，以朱丝萦社，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候日月，有变伐鼓，大仆

赞，祝史陈辞以责之，侍臣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并持剑立户前，卫尉

驱驰，绕萦察守，备日复常，乃罢。后汉朔前后祭日：日变，割羊以祀社，执事

冠长冠，衣帛，单衣、绛领、袖绿、中衣、绛缘以行礼。至唐合朔伐鼓，开元礼

具焉。齐永明中，腊祠社稷而日食未杀牲，而不废祀事，是不考孔子对曾子之说

也。（《乐书》卷198）

古代在日食月食的时候，都要举行救日月的仪式，这段文字有记叙，有考证，非常详细。陈扬指出，汉代规定皇帝救日必须素食，回避不洁行为，陈列五鼓五兵，用红色丝带装饰社庙，内外加强警备；然后由太史登上灵台等候日月出来，如果发现有日食或月食现象，就击鼓报告；太仆献赞词，祝史陈辞责讨妖孽；侍卫之臣戴红帽子，带剑入侍左右，三台令史以上的官员也都持剑站立门前，卫队来回巡逻反复查看，一直等到日月恢复正常，才作罢。陈旸介绍的汉代救日仪式场面宏大壮观，读来如在眼前。

或许有人会问，这些古老的民俗值得研究和传承吗？研究民俗，是一份重要的文化传承。研究古老的民俗追寻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如果割断历史脐带，民俗文化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的子孙就没有根基，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精神上的归宿，就如水上浮萍，随风飘荡，任意东西。探究民俗事项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心理原因，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对民俗的本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明哲的分析，不论是在文化史的意义上，还是在适应当代社会的新的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一个民族，是不能够只靠物质文明存留于世的。现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种种匪夷所思的迹象表明，我们所缺乏的正是人文的关怀、历史的传承。传统习俗在“破四旧”等运动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如果不及时抢救，将进一步消失。外国文化学者都在不停地考察、研究，特别是西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开发，十分重视；而我们自己却不懂得珍惜。

《乐书》二百卷，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在《杂乐》（俗部）中，陈旸描述的“百戏”就有74种之多。譬如《都庐伎》一章写“缘橦之技”，唐代叫“竿木”，宋代叫“上竿”，“其人体轻而善缘也，又有跟挂腹旋，皆以橦撞以见技”。民俗是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景区大多有特色民俗表演，有人专门研究，有“旅游民俗学”之说，它可以有效地拉动地方经济。我到桂林旅游，见到的“上竿”民俗表演，也是“跟挂腹旋”，表演者在树桩上轻灵如燕，与陈旸的《乐书》中的描写极为相似，说明这些民俗表演在北宋就有流传。对待少数名族音乐，陈旸虽然认为“胡部之歌不能乱华乐”，有歧视的倾向，但仍兼容并包，在卷158—159两卷中，一开始就对《四夷歌》作较详尽的介绍。在“诸夷”条目下，收集东夷、西戎、北狄、杂蛮、南蛮的曲目共67条，对“诸夷”的方位、变迁、生产方式、国俗民风中的歌舞，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述。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待我们深入发掘、研究，有待我们很好地继承、弘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其价值将日益显现，日益为世人瞩目。我设想，选取《乐书》中典型的记载，排练成旅游项目，对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对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都是有作用的。

民俗学在国外是人类学的分支，是一门显学，有很多大师产生，如斯特劳斯、弗雷泽等，享誉世界，备受尊崇。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民俗民风浩如烟海，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很滞后的。近代以来引进这个学术系统，有若干大家，如钟敬文、赵景深、乌丙安等；近五六十年以来，好像没有什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当然不全是学人的问题，而与政治气候有关。而这一领域又非常复杂，由于历史科学条件的限制，难免有一些落后、迷信的成分，需要区别对待，但不能用今人的观点苛求于古人。对陈扬的《乐书》，也应该这样看待。陈旸《乐书》虽然也存在一些偏颇和不足之处，但他除了给我们留下极为丰富的音乐史料，成为世界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外，还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艺术思想，如陈旸在对《诗》（上）的论述中说：“《宗郊歌诗》以三言歌青帝，取木数也；以五言歌黄帝，取土数也；以六言歌黑帝，取水数也；以七言歌赤帝，取火数也，以九言歌白帝，取金数也。凡此皆傅会五行之数而合之，岂感物吟志于自然之意哉？”他直接批评这是牵强附会之说，认为诗歌的创作应该“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些见解都是非常中肯的。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人类发展到今天，已进入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文化间的交流碰撞日益剧烈，人类对各种文化的共享程度越来越高，文化商业化带来的经济利益等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掘，对民俗的渊源上的追溯，都非常重视。为了不让各民族独特文化泯灭消亡，对如何加强民族意识，如何加深对民族文化凝聚功能认识，引起深刻反思。在这新的背景下，陈旸《乐书》的民俗价值显而易见，有待我们深入探究和弘扬。

（作者：赖登维，原闽清一中高级教师，“二陈”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