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很大，可以写成一部专著，但这超出了我的能力。在这篇短文里，我只不过是对拙文《漫谈礼乐文化》作点补充，或者说是“小链接”吧。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他的《一堂中国文化课》中曾经讲到中国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礼”字，“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他还说，中华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是因为它拿礼乐作为自己的文化。这是我所看到的近代学者对礼乐文化的很高的评价。

关于礼和乐的关系，其实古代讲“礼”的时候实际上包括了“乐”。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反复讲到“礼外也，乐内也”。礼是从外部对行为的规范，而乐是内心的一种境界。而儒家是特别强调“内”的，在儒家看来，乐比礼还重要，是礼的根源。孔子是把“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他对音乐的研究已超越了技术，他是在音乐中寻找精神。在夏商周时期，贵族教育主要是通过音乐来实现的。中国以“礼乐”为教，把音乐做为贵族、知识分子必备的重要的修养，这是源远流长的，所以有学者认为，研究“礼”离不开“乐”，把内去掉只讲外的东西，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我们现在流行的口头语“不靠谱”、“不着调”，这谱和调都是音乐，但实质指得依然是“礼”——人的为人处世，而不是指唱歌跑调。这似乎也可作为一个佐证。

在韩国至今还有成均馆，对国民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个“均”就是音乐的“调”。成均馆还保留着古代的祭孔仪轨和祭祀雅乐。但这并不影响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在“儒家文化圈”，礼乐对其国民精神的养成不无裨益。

礼乐的最初定位是在郊庙，在“国之大事”的礼乐仪式中体味与感受崇高，把握国家意义上的深层文化精神，即所谓仁、和、雅、正。只是这种国家礼制的行为，总是使雅乐轰然倒塌在改朝换代的门槛上。比如说赵宋定然不会用李唐含有祭祖之意味的乐；东周之“乐坏”，从音乐的形态反映了宗法共同体的瓦解。古代六经唯独《乐经》失传，原因或在于此。不过，正如学者梁枢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后世以地缘政治为轴心，重建古代共同体。新旧两个共同体的历史更迭，一方面造成‘乐’之生态发生了根本改变，德音与大乐遂成历史绝响；但历史的进程有革也有因，即使是变化，毕竟还是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同一种文化基因的族群之中，这使得礼乐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得续写”。

我想，这种“续写”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中华文明延绵不衰，核心是文化中的睦邻、谦和、礼让、宽恕、仁义等因素，多于西方文化中的竞争、豪夺、雄强、以自我为中心等因素。当今世界许多所谓的人类问题，其实就是生存着的人们的各种关系问题一直没有理顺。在中华民族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中，确有许多解决这些复杂关系的良药，正如西方当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人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今天，我们对待历史与文化，既不要傲慢自大，固步自封，也不必妄自菲薄。应该既正视自己的传统经典，又不失自我地向别人学习。在全球化的今天，梳理好自己的文化源流，为和谐世界大家庭提供一份精神动力，当是我们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2011.5

（作者：陈鸣，任职闽清县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