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陈祥道

北宋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制度变革运动。自变法的那一天起，王安石便遭到反对派的批评与攻击。由于当时变法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时代的差异性，古今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分歧很大，对王安石毁誉不一。后世的一些极端批评者，把北宋的衰败，以致招来靖康之耻，归因于王安石。20世纪初，著名学者梁启超写的《王安石传》里，极力赞颂王安石；而同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里，却极力贬低王安石。正因为如此，一些相关人物的仕途和历史评价深受此影响。闽清县北宋状元许将、进士陈祥道、陈旸兄弟就是这样。本文想谈谈王安石变法对陈祥道仕途以及身后评价的影响。

北宋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去世，年仅20岁的宋神宗赵顼登基。神宗皇帝上台面临着政权的危机：国库空虚。当时北宋朝廷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登基的恩赏钱都只得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冗官，是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臃肿的军队导致财政开支不断增加，因而产生了经济危机。同时，当时北宋朝廷行政效率低下，吏治腐败，兵广而不精，缺乏战斗力。这就是史家所称的积贫积弱的局面。神宗皇帝为了富国强兵，缓和社会矛盾，巩固中央政权，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一系列变法革新，史称“熙宁新法”。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从富国、强兵、育才三方面实施变法。为了增加朝廷收入，在经济上，王安石推行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减少军费开支，王安石在军事上推行将兵法、募役法、保马法，设立军械监等措施。为了培养贯彻执行新法的人才，为了在古代圣贤经典中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为变法制造舆论，王安石改革了科举制度，科举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废除了诗赋取士和烦琐的记诵传注经学，撤换了一批反对变法的国子监、太学里的直讲、博士，选用拥护变法的学者充任；同时设置经义局组织学者根据他的思想训释经义。王安石和儿子王雱撰述《三经新义》，诠释《诗》、《书》、《周礼》。宋神宗将其“颁于官学，用以取士”。王安石还著有《字说》、《论语注》、《孟子解》、《老子注》等，王雱还著有《论语口义》、《庄子注》等。在王安石变法中还有蔡卞、陆佃、陈祥道、龚原、耿南仲等人根据王安石思想先后也对古代经典进行诠释，被称为“新学”。这些著作后来也都成为科举基本教材。

王安石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强烈反对，但由于神宗皇帝的支持，保守派的主要人物先后被贬出朝廷。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年仅9岁的哲宗赵煦登基，改年号为“元佑”，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起用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尽废新法，流放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新党人物。史称“元祐更化”。过了8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又起用新党人物，全面恢复新法，改年号为绍圣。“绍”是继续、继承的意思，“圣”则指神宗皇帝，表明他要继承变法事业的决心。历史称此次恢复新法为“绍圣绍述”。从熙宁新法到元祐更化，再到绍圣绍述，朝廷大臣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官僚阶层分裂，党争不断，政治局面极端恶化与堕落。

陈祥道，闽清宣政里漈上（今云龙乡际上村）人。宋英宗四年（1067）与王安石儿子王雱同榜进士。陈祥道从小勤奋读书，博闻强记，潜心研究儒家经书。在古代，礼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行为规范。西汉时贾谊、董仲舒等人都提出以礼治国的理念，唐代《唐律》把儒家的礼制作为立法的基础。陈祥道对古代礼制很有研究，他先后撰写有《论语全解》10卷、《礼书》150卷、《仪礼注》32卷、《周礼纂图》20卷、《礼记讲义》24卷等。他诠释儒家经典深受王安石思想影响，不沿袭汉唐诸儒的说法，对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许多观点提出批评并予纠正。清代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陈祥道评价说：“（王）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排斥旧说”，“祥道长于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渊博，故诠释《论语》亦于礼制最为明晰”。这可谓一针见血指出陈祥道著作的特色。

与陈祥道同时代的文学家、“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反对王安石变法，对《三经新义》不以为然，却在《师友谈记》中称赞陈祥道说：“其礼学通博，一时少及”。南宋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博览群书，绍兴二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在《读书志》中称赞陈祥道：“其书甚精博”，“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论语注》，子雱《口义》，其徒用之（祥道字用之）《解》，绍圣后皆行于场屋（科举考场），为当时所重”。意思说，陈祥道《论语全解》和王安石《论语注》、王雱《论语口义》都是宋哲宗绍圣以后流行的科举用书。据《续资治通鉴》（南宋李焘著）载，元祐五年尚书右丞许将向哲宗皇帝推荐《礼书》，元祐八年礼部侍郎范祖禹向哲宗皇帝推荐《仪礼注》，元祐八年陈祥道升为秘书省正字。这些史实说明陈祥道的著述为当时朝廷上下所重视。王安石父子的《三经新义》、《论语注》、《论语口义》早已佚失，而陈祥道的《礼书》和《论语全解》在清代均被《四库全书》收入，分列于“经部”中“礼类”和“四书类”。

陈祥道学识渊博，治学严谨，通晓古代礼制和典故，对古代礼仪解说多引用儒家经书予以说明，因此朝廷许多仪典多咨询于他。陈祥道对朝廷礼制很有见地，据《宋史·礼志》记载，元祐八年，他向哲宗皇帝进谏说：“贵人贱马的原则，古今都是相同的。过去，诸侯朝觐天子时，所乘的马只能立于庭下，诸侯升堂授命；外国使者来朝拜时，马也是立于庭，使者升堂见天子。可是现在元会（元旦皇帝朝见群臣）仪式上，御马立于殿上，而特进以下官员立于庭，这是不尊重贤才不体恤群臣的表现。请求改革这礼仪制度，让御马立于庭。这在道义上比较公允。”陈祥道说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哲宗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他这种以人为贵的思想得到当朝大臣们赞许。

陈祥道生活的年代朝廷党争异常激烈，加上家庭变故，所以仕途坎坷。据《樟峰陈氏族谱》记载：“祥道初仕时，父殴公人至死，而祥道任其罪，久废。中间为太常博士，亦坐累。故仕宦二十七年，而官至宣义郎。至是赐绯衣，不逾旬而卒。钦赐御葬。”陈祥道后人能如此不避忌讳的记载，这段文字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从中可以看出，因父亲的过失，祥道遭人弹劾被免职。哲宗亲政后绍圣年间，授他太常博士（正八品），再次遭反对派弹劾。后来虽“官至宣义郎”，也不过散官闲职，为从八品。“赐绯衣”，那是哲宗皇帝的格外恩赐。古代官员服饰有严格规定，官袍上图案和颜色因级别而异。据《宋史·舆服》载：“中兴，仍元丰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也就是说，祥道以从八品的官职，享受六品官员的待遇。

陈祥道于绍圣二年（1095）去世，葬于闽清十七都鹤炉下溪坪（今白樟镇下炉村）后门垅。他的墓现在还在，虽不大，但视野开阔，墓道近六十米，两旁立有两对翁仲、三对石兽，极显尊贵。其弟陈旸官至礼部侍郎，墓却未有如此气派。这样的墓葬规模在闽清也极少见。

陈祥道长期赋闲在家，在任时间短，且无实权，家道并不宽裕。他的《礼书》在元祐四年（1089）写成，却无法缮写进献。当时中书省大臣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朝廷讲修治，具以《礼书》为先。臣切知所撰《礼书》累岁方成，用功精深，颇究先王之蕴。然而卷帙浩大，又图写礼器不一，祥道家贫，无缘上进。伏望圣慈特降指挥，量以笔札，并差楷书三五人画工一人付祥道处，俾图录进以备圣览，必有所取。”从奏折中可见祥道当时家景窘迫到何等地步。他的《礼书》150卷最后还是皇帝拨给纸笔，并派宫内楷书高手三人画工一人帮助缮写才完成。如此清廉的官员，却有如此尊贵的墓葬，此为何也？族谱载曰：“钦赐御葬”。这就是说陈祥道的墓葬是哲宗皇帝批准拨款所修。陈祥道去世时，哲宗皇帝已亲政，摆脱了高太后的拑制，尽数恢复被废新法，起用拥护新法的大臣。陈祥道本是哲宗皇帝眷顾的朝廷大臣，病重逝前不到十天还“赐绯衣”，去世后“钦赐御葬”也是情理之中。这说明陈祥道虽官位不高，但以其渊博的学识得到哲宗皇帝的赏识。祥道去世后时任县令祝圣在闽清文庙修建先贤堂祭祀他。宋徽宗政和年间，福州知府黄裳（南平第一位状元，后官至礼部尚书）认为陈祥道“解经以悟学者”有功，在福州郡学先贤堂内挂上陈祥道画像，让后人祭拜。

王安石新政在元祐更化时期虽被尽数罢废，但王安石变法之后数年间，朝廷“储积如丘山”，府库充盈，军队战斗力也大增，北宋朝廷长期积贫积弱局面到此完全改观。所以，被史学界誉为“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1997年修订本）一书说：“王安石是生活在11世纪中叶的人物，但他的一些思想的卓越高明，远远超过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人群之上，却是极为明显的。”他认为“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他认为北宋灭亡“是蔡京与宋徽宗假借推行新法为名而放僻邪侈、祸国殃民、无所不为，……终致北宋政权为南侵的女真铁骑所覆灭。”这是当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主流观点。可是南宋时一些保守派文人把北宋灭亡的祸端视由王安石新政新学所起，元代官修的《宋史》中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列入奸臣之列。在后来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后来的一些话本、戏剧、小说深受此影响。

王安石变法开始时，陈祥道任国子监直讲，负责根据王安石的思想讲授经书。后调任太学博士，亦以此为务。哲宗时期，他历官秘书省正字、馆阁校勘、太常博士、宣义郎。他虽未任行政官职直接推行新法，但追随王安石诠释经义，在文化教育方面为变法作出出色贡献。笔者翻阅许多相关宋史的书籍，发现有陈祥道为王安石弟子、为新学诠释经义等一些情况介绍，但未将其入“奸侫”、“坏人”之列。个中原因，是陈祥道因父之过而受累，很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这倒成就了他。他利用这段时间勤奋学习，潜心研究，秉承王安石的思想，“合乎时势发展之趋向”，以其独有创见的思想诠释经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他的《礼书》和司马光《书仪》、朱熹《仪礼经传》“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对后世学者研讨礼学发展、了解上古礼制及宋代礼制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中小学语文百科全书》）他的《礼书》、《论语全解》分别于2006、2008年被北京大学儒藏修纂中心编入《儒藏》精华编第97册、第105册出版。国务院文化部为了加强古籍保护，组织专家反复审议，从先秦以来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确定2383部为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于2008年元月公布，《礼书》列于其中，成为国家级保护的珍贵古籍。

(作者：陈诸安，系“二陈”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