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业文明与传统礼乐文化

　　中华礼乐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的历史中,礼乐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的作用之下，我们固有的母文化开始衰落。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追随世界文明的步伐，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作为农业文明产物的礼乐文化,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它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工业文明能给人类幸福吗？

　　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工业文明极大的满足了社会日益高涨的物质需要，人们尽情享受着舒适、方便的生活，这是大家都深切地感受到了的。

　　但是，毋庸讳言，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俗话说得好，有一利必有一弊。工业文明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把社会变成了一部机器，并把所有的人训练成附属于它的技术型的工具。它营造了一个靠“智”和“力”争胜的舞台，把人们推上去竞技角逐.。物质和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尺，让人们绞尽脑汁地去占有它。

　　早在两千多年的西汉，司马迁就感慨人们为了私利而终日忙碌。他在《太史公自序》中，为社会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穰穰皆为利往”的现实感到痛心。而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为了私利而熙熙穰穰的局面，比司马迁的时代要厉害千倍万倍。某些人为了发财,不惜采用贿赂、贪赃、造假、诈骗等卑劣手段。一旦暴富，则挥金如土，为富不仁。在一向以清高自诩的高等学府，居然也有了“笑贫不笑娼”的人生哲学的市场，为了迅速“致富”而卑躬屈膝地“傍大款”。盛行于世的普遍心态，可以用一句名言来表述：人们除了金钱的丧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除了金钱的得到，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

　　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思。工业文明所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除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人类是否还虚不需要精神家园？人类的心性情志，是否还有自己的位置？究竟人类是金钱的奴隶，还是金钱是人类的奴隶？

　　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多次出现旨在寻回失落的精神世界、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文化意识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言人哈贝玛斯（J.Habermas）。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科技理性，反对器物文化的无限扩张”。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是有思想的动物，在物质生活发展的同时，也渴求精神生活的充盈。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工业文明，如果工业文明毁灭了人类的精神家园，那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至迟在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了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人类历史并非只是一部单纯私物质文明发展史，人类对于精神的追求，每每甚于对物质的追求。人类的幸福指数，并不总是与物质享受成正比。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经说，他童年时代生活清贫，晚上只能点油灯，可是并不因此而觉得痛苦。成年后，有了电灯电话，却也并不因此而感到幸福。钱先生的这番话很有哲理，可见得真正的幸福，一定是精神上的幸福。失去精神追求的人类，不仅不会有真正的幸福，而且会窒息和枯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在精神文明主导下的社会发展史。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摆脱了闭关自守的状态，进入了发展工业文明的行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断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无疑是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但是，人们同样不无遗憾地看到，当年西方“后现代工业国家”所遇到的困惑，正在中国重现。人们更多地关注个人的钱财和前途，精神世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物质欲望所挤占，对社会和他人缺乏温情和信任，表现出更多的冷漠。人们普遍感到焦虑、烦躁，心理咨询成为新兴的热门行业。

　　事实证明，工业文明只能解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不能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不能使人类获得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刺激人的私欲，不仅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而且会阻碍工业文明的健康发展。在物质生活富有之后，需要有美好的精神家园、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如何救工业文明之弊，补物质文化之缺，走出社会健康发展的新路？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正是我们昨天所丢弃的

　　社会的发展是阶段性，但是阶段与阶段之间，并不是刀断斧劈的。好比人的成长，也有若干的阶段，但它们是彼此有机联系的。社会的发展，有些东西是要变化的，例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例如工具由石器变为铜器，由铜器变为铁器。生产方式由家庭作坊变为社会性的生产，出现了车间和工厂。但也有一些东西是基本的，比如道德和人格，自从人本主义确立以后，它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形态，比如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友爱，正义，等等，这是它的合理内核，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人文基因，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都不能或离或弃，你可以不断完善它，但永远也不能抛弃它，否则，社会就会出大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有许多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可是，随着市场的开放，随之而来的是商品的假冒伪劣等问题。于是，又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全面实行法制建设，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可是，法虽然越来越多，而钻法律空子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令人穷于应付。事实证明，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出在道德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的发展，需要道德的引领。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底线，而不是做人的标准。不能说不犯法就是好公民。真正的好公民必须要有道德情操和人生境界。而两千多年来，中华礼乐文化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点。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正是我们昨天亲手抛弃的。

　　道德和人格的培养，正是儒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人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任何人都无法生存。因此，人必须学会与其它社会成员相处。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相处，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非和平的，它取决于道德与人格。儒家认为，在融入社会之前，人就应该从道德和人格上要求自己。《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天子到庶人，无论贵贱贫富，修身是人们每天必做的功课。

　　修身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内的，另一个是向外的。向内的功课主要是涵养心性。人有喜怒哀乐之情，它能够左右人的行为。喜怒哀乐之情如果是平和的，那么人的心态和言谈举止也是平和的。反之，如果性情非常偏激，那么他的心态和言谈举止就一定是好走极端的，这就会引发种种的是非争执，甚至是社会问题。因此，儒家用礼来节性，就是用规范的言行来要求学习和践行，保证在言行上不出格。同时要求你诚意正心,因为儒家认为,心意的诚和正,就是恢复你人性中的善端的前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儒家又创立了“乐教”，用那些节奏平和，思想纯正的乐曲作为教材，来变化你的气质，涵养你的德性，使你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向外的修持,主要内容之一,是学会与人交往的原则。儒家把纷繁的人际关系归纳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种关系，称为“五伦”，它既包含了内部的家庭关系，也包含了外部的社会关系，既包含了横向的平辈关系，也包含了纵向的上下关系。儒家注重用道德和情感来指导人与人的关系，提倡“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意在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每个人都要与自己的角色相称。角色与权利固然有关系，但与责任更有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级要像上级，下级要像下级；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父慈，子孝；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应该赡养老人；上级要对下级负责，下级也要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强调对另一方的压制。在人际交往发生矛盾时，儒家主张“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通过反省，从自身找原因。如果彼此之间有不同见解，则应该抱着“和而不同”、“比而不周”的立场，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综上所述，礼乐文化引导人们修身养性的论述，对于补救工业文明物质享受之上的缺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的许多社会弊端，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德性太差造成的。我们只有一手治本（树立人的内在德性），一手治标（用法来惩处各种违法行为），才有彻底解决各种社会弊端的可能。

此外，传统礼乐文化还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社会难题，例如老人问题。由于我国近几十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可能出现的“人口爆炸”危及必然出台的对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对夫妇赡养四位老人的现象开始凸现，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矛盾。

　　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老年人的数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据中国老龄协会调研部程勇先生提供的数据：1999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26亿，占全国总人口10%；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0.87亿，占全国总人口6.9%。据预测，从2000到2005的5年之中，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增加241.2万, 8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增加60万左右。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老年人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2005年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7%，达1.41亿
　　2010年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2.1%，达1.63亿
　　2050年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9.8%，达4.2亿

 　　由新闻媒体可知，有些老人没有经济来源，健康日益恶化，甚至为子女所厌恶，衣食无着，沦落街头，晚景凄惨。老年人的赡养将成为工业时代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程勇先生统计，目前，空巢和独居的老年人有3150万，占老年人总数的26%。
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将老人问题交给社会。这种建议貌似有理，其实是不现实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我国经济还不很发达，政府的财力和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很有限。中国人口众多，如果要建造足以容纳所有老人的养老院，数量非常的惊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都不可能做到。据程勇先生统计，1998年底，全国共有敬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40741所，其中国家兴办的只有1364所，集体和社会兴办的有39377所，共收养老年人72万，占老年人总数的0.8%。有关部门计划在今后5年内，每年增加10万张床，共50万，如此仅达到130万张床，可收养老年人的比例，仅为1%，可谓杯水车薪。此外，据北京市1998年普查，养老机构月收费一般在800-1200元之间，而目前老年人的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53%，501-800元的占23.8%，801元以上的占23.2%，因此，有财力入住养老院的老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

　　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迥异。在西方人的理念中，孩子是属于上帝的，父母不过是监护人。父母年纪大了，无力养活自己，应该到老人院去度过残年，子女没有必须奉养父母的义务。中国不然，根据中华的文化传统，子女是父母所生，并且始终得到父母的呵护。因此，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尤其是子女对于年老体衰的父母的奉养，认为不愿赡养父母是最缺乏人性的行为，《孝经》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为了养成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儒家制订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礼仪，如“乡饮酒礼”，是一乡之人定期举行的礼仪，老人坐在最尊贵的席位。孔子曾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认为良好的社会风气，要从尊老敬长开始。因此，尊老的传统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基础。

　　在中国人的理念中，父子、祖孙同堂，才是最幸福的，老人既可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又可以疾病相扶、起居照应。而养老院设施再完善，也无法解决老人的感情孤独问题，他们很难在那里享受到晚年的乐趣。因此，相当多的老年人不愿住进养老院。据程勇先生预测，今后5年，愿意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只有1000多万，占老年人总数的8%。

　　如果我们发扬礼乐文化的尊老传统，让年轻人都明白孝敬父母是自己的天职，让自己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此外，政府应该大力建造祖孙房，并给以价格补贴，使人人有赡养父母的条件，两者结合，则这一矛盾有可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三、礼乐文化与公民的素质

　　十年之久的“文革”之乱，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公民素质的严重下降。这个问题是谁都意识到了的，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对国民素质低下的抱怨，问题是如何来解决。我们认为，提倡礼乐文化，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

　　国民素质低下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缺乏诚信。某些人在对外交往中，把狡诈当作光荣，把一时的得逞当作成就，殊不知，这是以牺牲长远利益作为代价的。据媒体报道，广东汕头最初曾有许多外商来投资，没想到不少人上了当、受了骗，于是外商纷纷撤资，认为投资环境太差。前些年，温州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以致后来凡是温州的产品卖不出去。后来，这两个地方的民众终于醒悟了，下大力气树立诚信经商的形象，才又把客户吸引了回来。一个省如果有一些地区、或者一批害群之马专做欺诈的营生，就会影响到这个省的声誉。过去，这类事情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可是如今就是发生了，在某次全国性的商品交易会上，有人打出了“不与某省人做生意”的横幅。可见诚信问题不仅影响到地方的形象，而且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西方靠法律维护社会秩序，靠宗教建立信仰。中国上古时代没有宗教，而土地之辽阔、民族之众多，远非西方社会所能想象，而数千年之中，文化绵延不绝，主要是依靠道德维系人心。礼乐文化的宗旨，并非培养熟悉揖让周旋的人，而是强调德行修养，是要造就内圣外王的君子。因此，修身从端正内心开始。所以，《礼记》并不偏重于琐碎的仪节，而是处处强调道德原则，其中的《中庸》篇提出了“慎独”的要求，它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自律，只有人人懂得慎独，社会才能站立在稳定的基石之上。以前，大庆油田工人提出的“白天和晚上一个样，领导在场与不在场一个样”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慎独的精神。大庆人发扬了这种传统，所以尽管生产条件非常之艰苦，但工作做得非常的出色。今天，我们的经济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依然需要对国民进行慎独的教育。

　　此外，礼乐文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竞争心态。人们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就是儒家思想比较保守，而当前的竞争如此激烈，它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当前许多人所理解的、或者所进行的竞争，大多是在“力”与“智”的层面展开的，千方百计要置对方于死地。在这种竞争的过程中，“德”是被排除在外的，因而往往显得非常残酷，甚至是血淋淋的。我们认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竞争。

　　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学术。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挫折，甚至牺牲，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就无法应对复杂的局面。因此，一方面要有积极的进取心，孔子就十分喜爱《易经》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话，认为君子就应该像天道那样自强不息的奋斗，像地道那样包容万物，这正是一种勇于进取的精神。清华大学一直用这两句话作为校训,说明它与当今的时代是可以兼容的。二是要培养良好的竞争心态，竞争必须依靠自身实力，而且应该是良性的竞争，即“君子之争”，儒家的某些礼仪，例如射礼，就是为了培养人的健康的竞争心理而设计的。《礼记"射义》在论述射礼的人文内涵时说：“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而不怨正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礼所体现的是一种道，是一种人生哲理。如果我们都能有这样一种境界，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不良的竞争。

　　礼乐文化对于提高国民素质的助益是多方面的，我们很难一一谈到。但从以上谈到的几个方面，大家一定会对礼乐文化的现代价值有更多的认识的。

 四、尽快建立礼仪规范

　　近几十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不断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要求，但效果并不理想，我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建立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规范，而往往流于空泛的口号，例如“讲礼貌”，并没有统一的规范，所以无法落实，也无法检查。也没有长远的计划，比如，经过多少年努力，应该达到怎样的层次，所以喊了许多年，总体上没有发生明显的改观。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一直喊着“反对形式主义”的口号，有趣的是我们做了不知多少形式主义的事情。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常常分不清形式和形式主义，因而错把形式当成形式主义。好比是表演京剧，一定要有程式，没有程式，这戏怎么往下演呢？当然不能变成程式主义，那样的话，这戏也没法看了。礼也是如此，礼是要“行”，怎么个行法？当然要有规定的程序，不能各行其是。所以，礼一定要有看得见的形式的。但是，这个形式与其说是做给别人看的，不如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的。因为如果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那么你就会特别注重外表，就会去“做秀”。而如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你就会特别的恭敬和真诚。恭敬和真诚是礼的核心，也是礼所要表达的主题。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形式，礼的核心也就无从表达，只有挂在嘴上、贴在墙上了事。

　　因此，历代儒者都十分重视礼的制作和推行。北宋司马光的《书仪》、蓝田《吕氏乡约》，都是规范一族或一乡之人的礼仪制度。南宋时出现的《家礼》（习称《朱子家礼》），将《仪礼》的繁琐仪节简化为冠、昏、丧、祭四礼，在民间流传很广。实践证明，只要按照礼仪规范去做，就可以逐步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你做得越多，就改变得越多，长期坚持，真积力久，就能达到化性成俗的效果。

　　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一直缺少一整套公民的礼仪规范，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礼仪规范。2008年北京奥运正在向我们走来，因此，建设有中华民族的礼仪规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前些年，北京等地曾经出现一些礼仪学校，但主要学习西方礼仪，如怎样画眉、涂口红、打领带、吃西餐等等。这样的礼仪学校，只能适用于涉外部门工作人员的培训，而不能作为国民礼仪。国民礼仪的制定，应该尽可能体现本民族特色，必须要与传统接轨，否则就不是中国人的礼仪。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拘泥于古代的礼仪。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先秦都是跪坐，礼仪中的许多动作与此有关，但魏晋以后就流行坐椅子了，要像原来那样行跪拜礼就不太方便，因此不少仪式要跟着变化。又如，先秦用的礼器都是钟鼎簠簋之类的青铜器，秦汉以后，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这些礼器也几乎见不到了，宫室、服饰的样式也不断翻新，所以也要有所变化。这类变化一直在进行，即使是先秦的礼学家，对此也是认可的。《礼记》中多次谈到“礼，时为大”的道理，不要求后人拘泥古代的仪式，而应该与时俱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变化，主要是指礼的形式，至于它的合理内核，则是始终被承传的。因此，我们在制订当代礼仪规范时，一定要很好地把握中华礼仪的人文内涵。

　　制定当代的中华礼仪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政府部门与专家的密切结合，才能做好。这里想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适当恢复传统的敬语体系。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之一，不仅丰富多彩，而且简洁、典雅、得体，能够表达各种极为细腻、复杂的情感或思想。古代汉语中有一套礼仪用语，在人际交往（包括书信）中，如何称呼对方；对他人有所请求或者拒绝对方请求时，应该如何措辞；与尊长相接，应该如何遣词；都有严格的规定。用典雅谦和的语言表达内心对他人的诚敬，是一种有涵养的表现。反之，尊卑不分，语无轻重，不仅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时还会引起误会。在过去的百年之中，知识界大力提倡白话文，提倡平等，这对于当时文盲充斥，民众无权的中国当然是必要的。但其直接后果是，我国固有的敬语系统已经被基本抛弃，而在港台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还存在。由于社会交际语言失范，使得大众的汉语表达能力普遍下降，无论对老人，还是对晚辈，称呼和用语都没有区别，说话不知分寸，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北方人用“您”表示对长辈的敬称，但仅此而已，而且没有与“您”配套的语言。“仓廪实而知礼仪”，近年随着生活的富裕，不少人在努力使用敬语，但由于缺少有关的知识，往往弄巧成拙。例如，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爱人时说：“这是我夫人。”先秦时期，诸侯之妻称夫人，后来是夫人的封号，所以民间将“夫人”作为对妇女的敬称。夫人只能用于对他人，不能用于自己一方。也有人在回答“贵姓”时说“贵姓某”。各地旅馆、饭店、商场、公园的服务质量问题已经成为痼疾，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想，缺乏礼仪文化的大环境，是重要原因之一，礼貌敬客的范型，许多服务员打小就没有见过，因此，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客人。

第二，推行礼仪中的形体语言。礼仪的推行，仅仅有敬语是不够的，还需要形体语言的配合，例如鞠躬、作揖、握手等等。目前，我们不仅没有把规范建立起来，而且对形体语言还存在许多偏见。近代以来，我们国势不振，对外交往时，屡屡受到洋人的欺侮，但又自觉腰杆不硬，所以对于传统的跪拜礼特别敏感，认为那是卑躬屈膝的表现，有损人格、国格。其实，这种礼仪本身并没有对和错的问题，问题在于对谁行跪拜礼。在中国人的传统礼仪中，跪拜礼是表示特别敬意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对自己的父祖必须行跪拜礼，对某些特别崇敬的人也可以使用这一礼节。记得小平同志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的那一天，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有一个人长跪在路边，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小平同志送行，当是受过小平制定的政策的巨大恩泽。此外，我们从媒体上看到，近年江苏某小学发生火灾，一教师奋不顾身救出不少学生，自己却葬身火海。为这位教师出殡的时候，所有被救的学生都跪在灵柩之前，失声痛哭。可见，跪拜礼依然是中国人表达最高敬意的礼节。当然，如果有谁对敌人行跪拜礼，那就另当别论了，那种无耻的举止，即使是在古代也是会被千夫所指的。
　　鞠躬，也是中国传统的礼节，晚辈见到尊长是一定要行鞠躬礼的，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许多学校还可以见到这种场面。鞠躬也是表达内心恭敬的形式之一，诸葛亮就曾经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一个连躬都不愿意鞠的人，很难想象他对大众会有多少热情。“文革”以后，随着师道尊严的彻底破除，鞠躬礼仪就从社会中消失了。同在东亚文化圈，韩国、日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通行鞠躬礼，人们习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人的尊敬。一个不会鞠躬的人，或者鞠躬时心不在焉的人，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人，会被大家所鄙视。韩、日电视的台播音员在节目的开始和结束时，都深深地向观众鞠躬。惟独中国不然，播音员一个个端坐不阿，一副俯视着芸芸众生的样子。何者知礼，何者尊重观众；或者说哪里的观众受到礼遇，一望便知。近几年，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场合向群众鞠躬致意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可以肯定。

严格来说，握手礼并不是西方人的礼节，它与我们古代的执手礼非常相象。《礼记》中就曾经规定，小辈与尊者、长者握手，一定要用双手，这样既表示敬意，也表示亲近。现代的握手，单手相握，一般是地位相当的人之间的礼节。但是，许多大学生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受学位证书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单手与校长握手。这是不懂礼节的表现。

再比如坐与立的动作。一般来说，站着是表示尊敬，过去晚辈在长辈面前是不能坐着的，而只能在一旁站着，称为“侍立”。只有平辈之间才能同时坐着说话。到别人家作客，主人为客人洗杯子、倒水时，客人应该起身，请主人不要为自己劳动，主人则要请客人安坐，这时客人再落座。如果主人在洗涮、倒水，客人翘着二郎腿安坐不动，则有役使主人之嫌。

再比如，与老者、尊者在一起吃饭，未经允许，年轻人不得吸烟；年轻人向尊长敬酒，要转身饮酒，而不敢面对面饮酒，因为那是长者之间的礼节。

凡此种种，都需要变成固定的礼仪规范，然后教给大家。这项工作可以先从中小学生做起，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再逐步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否则，懂得这些知识的人越来越少，中华传统的礼仪也就消亡了。

古礼的形式大多已经过时，不可能重现。但是。古礼所蕴涵的礼仪，却往往还有生命力。借鉴古礼的合理内核，在形式上加以创新，就可以使传统的礼仪文化得到合理的传承。天安门升旗礼，以礼、乐结合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礼仪，受到广泛的欢迎，最值得称道。类似的工作，在在多有，需要统筹安排，逐步完成。在这些仪式对于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都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