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两篇博文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自古以来，人们都把礼作正确的行为准则，人性化的国家制度，检验为政得失的标尺，这是先秦人本主义思潮确立以后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么，这么先进的理念怎么会与“吃人”扯到一起去呢？其中的原因，除了吴虞等人的激进之外，还与另一场学术争论有关，这中间的过程，大家很少去深究。

大家知道，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一个至今为人诟病的口号。但它并不是宋人凭空独创的东西，而是有其来源的。天理、人欲这一对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的《乐记》篇：“人化物也者，存天理而灭人欲者也。”儒家认为，天理是公理，人欲是私念,两者是对立的。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 意思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的内心有天理，所以人懂得礼义廉耻，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如果人心中没有了天理，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然而，只要不是圣人，任何人的内心都是天理与私欲并存的，只是何者占据主导地位罢了。程子认为，造成天理不明的主要原因是人欲的存在，因而主张彰显天道，用道德规范来节制私欲。但是，程子的态度比较偏激，认为天理与人欲形同水火、无法调和，“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他的本意是希望“损人欲以复天理”，警示人们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排弃私欲,弘扬天理。遗憾的是，他把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推向了极端，并且把男女尊卑之序比作天理，把害怕饥饿寒冷比作人欲，要求人们禁绝私欲，尤其反对寡妇再嫁。按照这一理论，连人的生理欲求都成了私欲，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种过于极端的理论，居然得到了包括朱熹在内的众多理学家的认同。

清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反理学的思潮，一些学者把明朝的灭亡的原因，归根为宋明学者成天空谈心性理气。清代学者戴震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对宋明理学家的天理、人欲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天理就是自然，人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天理和人欲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成了“忍而残杀之具”。所以戴震认为，宋明理学家是“以理杀人”。

平心而论，宋明理学盛行于当时，主要是在学术界，在实际生活的层面上，它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反对寡妇再嫁也没有成为法律，只要读一读明清的小说和史料就可以知道，明代的社会生活中的妇女，并没有因为宋明礼学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而受到特殊的压抑，实际生活的现状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明显的。

与理学的境遇相反，礼学并没有受到清代学者的责难。由于满清在入关南下之初，曾经采用非常野蛮的手段强迫汉人薙发，在文化上认同他们，清人的这些举措，使得汉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顾炎武一方面从事反清复明的斗争,一方面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来唤醒大众汉，还有一些学者用学习和研究礼学，甚至在生活种按照汉人的礼仪行事的方式，暗中对抗满清的文化。例如，山东济阳学者张尔岐，其父为清军所杀，所以终身不仕，而且抱定<仪礼>一书研究，母亲去世后，葬礼完全按照<仪礼>中的丧礼仪规来进行。所以，清代学者中，不仅没有指责汉族传统礼学的，而且传统礼学的地位远比宋明时代高，研究礼学成为热潮，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的学者，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从清初的张尔岐开始，一直到清末的孙诒让、黄以周，大家辈出，名著迭现。乾隆年间，清政府甚至出面罗致学者修<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和<礼记义疏>，即所谓的<三礼义疏>。学术界对传统礼学的评价都非常之高，从来没有人说过“以礼杀人”的话。

吴虞等人把“以理杀人”偷偷改成了“以礼杀人”，轻轻一字的改动，似乎漫不经心，却把整个中华文明历史颠覆了！当年戴震批评理学家“以理杀人”，问题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主要集中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议题上，如果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是宋明理学家。戴震从来就没有颠覆中国文化的企图，他对宋明理学的批评是学术性的。吴虞等人把矛头指向了礼，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礼的概念要比理大得多，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它几乎包含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国家典制到行为方式，都在它的范围之内。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把礼否定了，就把儒家思想的体系彻底否定了，也就把整个中国文化否定了。我们读吴虞的文章，没有多少学术性，而是漫骂式的。在吴虞的笔下，几千年来，中国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手段卑劣，越是讲仁义道德的人，就越是杀人狂。我们实在不知道，吴虞在放出如此重话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掂过它的份量，它的后果?

金耀基先生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传统，只看到传统中坏的或极坏的因素，认为非打倒传统不足以开启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在当代少有勇猛创新的气象。但它对中国文化的评估是片面性，以此并未能提供一条现代化的路向，盖在五四主流的思维架构下，导出‘全／盘／西／化’的结论是有必然性的。 ”吴虞等人的言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信心已经崩溃。

不管怎么说，“五四”以来，知识界批判封建文化，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吴虞等人把封建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骂倒，全部搞臭，他们的偏激，是矫枉而过正，那还有可以让人原谅的地方。在经历一个世纪之后，他们抛弃传统礼仪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如果今天有人还是停留在吴虞的那些话上，继续漫骂，全盘否定中华礼乐文化，那我们就没有一丝可以原谅他们的理由了。

（作者：彭林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