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5日第五期（总第005期）

陈祥道、陈旸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登

二00七年五月十六日，在闽清县台山假日酒店召开的“二陈”学术研讨会上，福建省文史馆卢美松馆长、厦门大学陈在正教授、福建师大黄忠钊教授、福州市原文物局局长曾意丹先生、福州市社科院原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锦谷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长铃博士代表单蕾研究生、闽清县文学协会郑亨光会长、闽清县一中原校长陈诸安先生等专家学者作了精辟的专题发言．应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礼乐文化论坛》将他们的发言未收入《礼乐同辉》一书的发言稿选登如下 。

在“二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厦门大学教授陈在正

    我是陈旸的29代裔孙，今天有机会参加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陈氏委员会及闽清县政协主办的闽清“二陈”文化研究会承办的陈祥道、陈旸二位先贤的学术研讨会，感到万分高兴。刚才前面几位对“二陈”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已做了精彩的发言，我对理学素来缺乏研究，没有发言权，只能对这个隆重召开的会议发表一点感想。首先，回顾颍川陈氏千郎公这一支自随王审知入闽后，经过五六代历一二百年，就出现了“五子四登科”、“一门七进士”(实际是九进士)，出现了俩个著名的理学家和音乐理论家，宋史有三人立传，成为福建省名门望族。这是本支陈氏发展最光辉的年代，此后由于：“言盐铁利”，陈旸忤皇帝而被罢官，子孙为避祸而四处逃难，本支文华公逃避尤溪，以后在尤溪、侯官山区居住了数百年，至清初又迁回闽清，在山区频繁的迁徒中，迫于谋生，文风大大衰微，至解放后才略有恢复和发展。通过这次讨论会，探讨“二陈”对祖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杰出贡献，及其为官、为人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可以勉励我们后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更大的贡献，为建设富强的祖国而不懈努力。其次，陈氏是祖国第五大姓，闽台第一大姓，子孙遍布国内外和海内外，通过省陈氏委员会举办的以探讨陈氏历史名人与年会相结合的会议，对团结国内外、海内外宗亲，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做出贡献。本人在厦大台湾研究院从事台湾历史的研究工作，从1992年至2000年，曾四次被邀请访问台湾，参加学术交流，在台湾做了大陆移民的田野调查，也到中研院近史所、台湾大学、台北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兴大学作了学术报告，广交台湾各阶层朋友，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尽了绵薄的力量，今后有生之年应将继续为此而不懈努力。

陈旸《乐书》著述动因探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郑长铃

一

《乐书》的著述是陈旸一生之重要事例，倾注了他极大的精力和心血。书成之后，陈旸因进献《乐书》得以升迁，但陈旸之志不仅在于《乐书》对个人仕途的影响。他作为儒士——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礼部官员，有更高层次的治国的理想——明经正乐，回归“三代”，以求治世之功。

陈旸认为，“礼乐”是王朝“治体”之根本：“六经之旨同归，莫先礼乐”(进《乐书》表)。但在他看来，“礼乐”坏之久矣，“自商周之损益，更秦汉而陵迟，乐谢夔襄，音流郑卫。浸废修声之瞽，上下何几?更乖旋律之宫，尊卑莫辨。或指胡部为和奏，或悦俗调为雅音。二变兴而五序愆期，四清作而中气爽应”(进《乐书》表)。所以陈旸著《乐书》为“据《经》，考《传》，尊圣人，折诸儒，追复治古，而是正之。囊括载籍，条分汇从，总为六门，别为三部。其书冠以经义，所以正本也；图论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郑也”(《乐书·序》)。他所企盼的就是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的恢复，他一再表明只有三代的礼乐才真正起到了“维纲治具”的作用，才能使社会恢复应有的秩序，和谐发展。

在《乐书》的著述中，陈旸对“圣朝”的礼乐制度的状况是极为关注的，对其基本态度是极为明确的，即须“厘正之”，所比附的标准就是“先王之制”。此外，陈旸常以“臣以为”、“臣尝考之”(卷119)等自称，这种为臣上疏的姿态，足以表明他著述《乐书》的指向就是“以备圣览”。希望《乐书》能达到如“疏”、“谏”那样的效果——徽宗能因此而依“先王古制”制作礼乐。如此，陈旸所处的哲宗、徽宗朝的礼乐制度的发展态势及与之同时的士大夫群体的思想潮流和价值取向就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依此来解释陈旸缘何在此时著述并进献《乐书》，就有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

                             二

陈旸作《乐书》之“考定音律，以正中声”^①概和自宋初以来官员们在“乐制”上的争辩不休的历史有关，而且，陈旸之论乐也秉承追考溯源的习惯。但如前所述，陈旸作《乐书》志不在音律，而是期盼通过全面恢复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来维护尊卑有序的君臣纲纪。

他这种论说在“礼乐”共治的时代，对宋代君臣秩序的正名并不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思想。存对“礼乐”的态度上，可以说陈旸和王安石是一致的，虽然陈肠用礼乐制度的规范来确立君臣尊卑的意义根本无法和王安石在改革中运用“礼乐”的策略相比。有论者指出：“王安石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通过儒家经典来理解圣人之道的学者，能够靠政府来改变社会，在天下实现完美秩序。”且“王安石的思想风格是：分析上古，以便发现一个普遍的治世规划，这个计划的各个因素以本末的方式协调地联系在一起，由此揭示那些根本的东西，这个计划有一个符合逻辑的先后次序来建立根本。”^②在这一点上，陈旸从上古三代寻求“礼乐”制度之根本以确立正统的“礼乐”仪式来正君臣纲纪似契合王安石的治世规划，只不过，陈旸的做法比较狭隘而已，倒显示出和司马光“王、霸无异道”思想所包含的“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③这样对三代的推崇是一致的。虽然，他没有司马光那样的政治地位和思想深度，但处于党争迭起的年代，陈旸对政治秩序的良好愿望还是比较崇高的，他希望在端正的“礼乐”仪式、制度中，强化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规范臣民的行为，特别是文官秩序的稳定。

陈旸如此热衷礼乐制度，固然和他作为朝廷礼部官员的身份有关——不享有过多实际的政治权利使之只能在仪式的规正中表达对“治体”的关注和改良的见解，但陈旸作为“士”，个人的价值观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包弼德先生把中国九世纪到北宋晚期的“士”称为“学者官员”，并进一步指出：“当宋朝国初的君主支持士，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士是心甘情愿的下属，没有独立的权利，依赖于至高的权威来获得政治地位，而且他们是出于对文官文化的追求来履行职责，这对于中央权威的制度化，其价值之大，无法估量。……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和社会野心，士倚仗更高的权威去重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集团，并把它们自己置于集团的顶端。这样一来，在所有的政治成员中，它们的利益最接近皇帝的利益：两者都相信他们将通过中央集权获益。”^④陈旸极力强化君主至尊的地位，是作为弱势政治角色维护政治秩序的方式，体现的还是“官员”的价值取向。但问题在于，陈旸所处的时期已是十一世纪末，“更多的人开始坚持认为一个优秀的士视德行高于仕宦，或者说为学的一生使做官变得不那么必要。”^⑤虽然这期间，最有影响的思想人物仍是王安石，但在没有政治权利的民间思想世界中已呈现出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趋向，并以此来追究政府行为在伦理上的合理性——与“绝对的皇权”相抗衡。^⑥就此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所以，和程氏之主张用“理”来制约皇权的理想主义思想相比，陈旸虽也属理想化的建议但显得更为保守。

陈旸是企求用全面恢复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来维护皇权，而民间的思想潮流则是用“理”束制约皇权^⑦，后人称陈旸思想反动，概是基于这一点。但是，陈旸是“布衣举贤良”，他挤身“文官”系统，实为不易，所以在维护现有正统的君臣秩序上就远比民间的士阶层来得忠诚。

此外，根据《乐书·序》中的记载可以看出，陈旸先兄祥道“慨然有志礼乐”，只因“情力不逮”，仅著述了《礼书》一百五十卷，于是叮嘱陈旸完成其心愿。因此，陈旸是继承了先兄的遗愿，进一步“完善”国家的“礼乐制度”的。而且，其“举贤良科”所具备的博闻强记的积淀也使他有能力完成这项在他们看来对国朝的万世基业是极为“正统”的事业。

三

陈旸进献的《乐书》，是时确得到当朝官员乃至皇帝极高的赞许。礼部尚书赵挺之在礼部文牒中言《乐书》乃“贯穿载稽，颇为详备。”送呈吏部看详时，得到吏部尚书何执中等人的肯定：“旸独能考古按经，不牵传注之习，积年成书，献于朝廷，有补治体。”徽宗诏书亦对陈旸及其《乐书》予以极高的评价。在这种情势下，却仅是陈旸因此得以升迁，而《乐书》却遭受“储之秘阁，久而未彰”冷遇，直到百年之后才在民间得以刊刻。

《乐书》的这种落寞的结局，最基本的原因当然是未合当权者之意，是时，徽宗宠信蔡京，沉迷淫乐，迷恋方术，钟情于方士魏汉津的指律邪说，对陈旸《乐书》的漠视也在情理之中。诸多文献记载，徽宗是一个极为讲究排场、追求享受的皇帝，徽宗一朝尽管已是北宋内忧外患加剧的时刻，但他仍然讲究制作，有几次大型的“礼乐制作” ^⑧，却始终未顾及陈旸那套恢复三代礼乐制度的庞大建设计划。究其根本，是由于陈旸在《乐节》中只是对上古“礼乐”制度的考述，究观乐律本末，以求考订音律以正中声，他追求的是“仪式”或制度上的重建，并未提出满足徽宗追求享乐需要的具体的建议，况且他所执著的上古三代礼乐制度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就乐律学本身，陈旸也未提出具体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说，在乐律学理论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⑨；当然，陈旸的著述动因中所包含的对徽宗的规谏和对从臣的影射，亦是导致其《乐书》未能于时彰显的重要因素。

陈旸之著《乐书》，是基于自己“礼乐并行于世”的理想，而《乐书》在百年之后得以刊刻，恰是由于乡人陈歧亦有感于“礼乐并行”之道^⑩，或可谓百年方遇知音。根据陈歧《(乐书)跋》和杨万里《序》推断，《乐书》刊行于世当在南宋庆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杨万里在其《序》中盛赞《乐书》：“远自唐虞三代，近逮汉唐本朝；上自六经，下逮子史百氏；内自王制，外逮戎索；网罗放失，贯综烦悉；放郑而壹之雅，引今而复之古。”又有时人楼钥校正《乐书》之作：《乐书正误》。书中指出《乐书》刊刻本的三百多处错误。其后序对《乐书》给予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古今之乐，曰雅、曰俗、曰胡、器用、舞曲，无所不包，其间重见者亦多，要可谓浩博矣。求其所谓声者，终不町可得，然念其用心之勤，乐家书未有如此。”11《乐书》自刊刻后，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南宋王应麟《玉海》有“崇密陈旸乐书”条，简述陈旸进献《乐书》的情况，又摘录杨万里之序，其中亦提到《乐书正误》。

从13世纪到18世纪这五百年间，对陈旸《乐书》评介的文献应有不少，史料收集，尚失赅备，故无从作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尚待今后研究的继续。

①《乐书·序》有言：“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盖二变以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既有宫矣，又有变宫焉?既有黄钟矣，又有黄钟清焉?是两之也，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为是说者，古无有也，圣人不论也，其汉唐诸儒传会之说欤?存之而伤教而害道，削之则律正而声和。”

②[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222—225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十七“汉纪十九，宣帝甘露元年”。

④…同上，第57页

⑤同上，第77页，包弼德先生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士的转型”一章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⑥语出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对“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的论述。《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牟12月第1版，第286页。

⑦葛兆光先生认为是为了保护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宗族社会”与“士绅阶层”的存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⑧参见《宋史·乐志》。

⑨后世几部乐律学专著未提及陈旸《乐书》亦可为此旁证，

⑩陈岐《(乐书)跋》言：试撮其凡以观大要，削去二变、四清之说，尊君华国，以为不刊之典，真二《经》之鼓吹，诸子百家之领袖也，是不可不并行于世。窃谓人之情迭于礼，而不迭于乐，失之拘；达于乐，而不迭于礼．失之纵。

11《乐书正误》，民国15年张钧衡影宋刊本，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陈旸《乐书》版本初步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单蕾

北宋陈旸所撰《乐书》，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 101年)“诏给笔札”、缮写进献。《乐书》二百卷几乎囊括了当时古今中外所有的音乐资料，保存了许多现已散佚的唐宋乐书中极为难得的史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音乐文献之一。

《乐书》自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首刊以来，元、明、清各朝都有不同的版本留存于世，对于陈旸《乐书》研究而言，版本调查便成为一项基础性的研究。

本文从目录著作中的相关记载，和图书馆收藏的《乐书》版本状况两个方面对所见陈旸《乐书》的各种版本进行初步的研究。

第一部分：目录著作中记载的《乐书》版本

第一．宋本；

目录著作中有记载、且能确定的宋本《乐书》版本有四种：密府本、陈旸后代家藏副本、南宋庆元六年本和南宋嘉泰二年本。

据《皕宋楼藏书志》中《乐书》“建中靖国元年牒并诏”、“林子冲书”和“陈歧跋”记载，《乐书》为“诏给笔札”、缮写进献，其后被长期“储之密府”。又“林子冲书”和“陈岐跋”中记载有陈旸后代的家藏副本。但遗憾的是，除此之外，此密府本和家藏本，在其他文献中尚未找到其他相关记述，故而无法确定版本的具体状况。

《文献通考·经籍考》、《皕宋楼藏书志》、《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一卷》、《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和《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都记载有南宋庆元六年刻本的状况。此本是依据陈旸后代家藏副本首刊，由陈岐倡议刻梓，林子冲负责校勘，杨万里代为序。《乐书》前有杨万里序、建中靖国牒并诏、进乐书表、乐书序，后有陈岐跋、林子冲书。

《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遗》和《乐书正误·后序》中，记载了南宋嘉泰二年楼钥序本：《乐书》二百卷，后附《乐书正误》一编。《乐书正误》为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楼钥将其所得《乐书》与南宋庆元六年陈岐倡刻的《乐书》相互校勘而作成。同年，华文阁直学士陈公之子芾别刊此《乐书正误》编，以补陈岐《乐书》之缺。

除以上四种能确定刊刻年代的《乐书》之外，尚有《直斋书录解题》和《中国善本书提要》中记载的宋本各一种。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据历代目录著作记载，此后各种版本，凡有提及其所据何种原刻本者，多是依据南宋庆元六年本。

第二．元本：

在目录著作中，笔者查询到元本《乐书》共有五种。

《皕宋楼藏书志》载宋刊元修本；《中国善本书提要》载宋刻元印本；《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遗》(元版)载元代重刊本。以上三种版本，刻印年代不详。

另，《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善本书室藏书志》载元至治刻本；《楹书隅录》、《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一卷》、《爱日精庐藏书志》和《藏园群书经眼录》载元至正七年刻本。

宋刊元修本是元代对南宋庆元六年本进行了修补而后重印的。宋刻元印本没有指出依据何种宋本刊印。元代重刊本和元至治刻本都是依据南宋庆元六年本刊刻。

元至正七年刻本收录的《乐书》前序内容与南宋庆元六年本相同。而且《楹书隅录》《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一卷》两种目录著作中明确指出，元至正本覆刻于南宋庆元六年本。

第三．明本：

目录著作中查询到的明本《乐书》共有三种。

《中国善本书提要》载宋刻明印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载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学刻本明递修本(以下简称“元刻明递修本”)。《皕宋楼藏书志》载有明人蓝格抄本。

宋刻明印本没有指出依据何种宋本、明代何时刊刻。元刻明递修本的鉴定意见表明，元刻明递修本是以元至正七年本为基础；又《楹书隅录》、《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一卷》指出，元至正本覆刻于南宋庆元六年本。由是可以推测此元刻明递修本与南宋庆元六年本亦有渊源。明人蓝格抄本《乐书》前序后跋的内容与南宋庆元六年本相同。

第四．清本：

《中国音乐书谱志》载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但没有对版本状况进行描述；《抱经楼藏书志》载清光绪二年广东方氏刊本，前有扬万里序、建中靖国牒并诏、进乐书表、方浚师序。

第二部分：图书馆收藏的《乐书》版本

笔者根据目录著作中提供的藏书地信息，调查发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全球资讯网、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络数据库收藏的六种善本《乐书》。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六种善本的鉴定意见和收藏地：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①的宋刊本胶片(以下简称“美摄宋刊本胶片”)、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的宋刻元印本胶片(以下简称“美摄宋刻元印本胶片”)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的和宋刻明印本胶片(以下简称“美摄宋刻明印本胶片”)。这三种善本胶片，在南京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各藏有一套，均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统一摄制于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乐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宋刊本(以下简称“日藏宋刊本”)和宋刊元修本(以下简称“日藏宋刊元修本”)；北京图书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收藏的七套元刻明递修本(在具体调查过程中选取艺术研究院所藏元刻明递修本)。

在对六种善本的具体状况进行调查、描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各个善本之间的关系：美摄宋刊本与其他五种善本无论在装式、版心、刻工、字体等风格特点上，还是在具体内容的对校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而其它五种善本的鉴定意见虽不同，但彼此之间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1)装式上除美摄宋刻元印本胶片为蝴蝶装外，其它四种都为线装；

 (2)字体除艺术院藏元刻明递修本经后人补入的页数外，五种善本各自所存卷数的字体完全相同；

 (3)五种善本各自所存卷数中的刻工姓名除日藏宋刊本和美摄宋刻明印本的“进乐书表”第一页和“乐书序”第一页外完全相同；

 (4)版心特点除美摄宋刻元印本的版心看不见因而其特征无从描述外，其它四种善本所存卷数的版心特点几乎完全相同；

 (5)具体内容除艺术院藏元刻明递修本经后人补入的卷数外，五种善本所存清晰卷数的内容完全相同。

在这五种善本中，除了艺术院藏元刻明递修本以外，其它四种善本的鉴定意见都和“宋刻本”有直接联系。如果其他四种善本的鉴定意见是正确的话，上述诸多相似之处，更可进一步推测：此艺术院藏元刻明递修本与宋刻本有间接联系。

上文中笔者曾推测此元刻明递修本与南宋庆元六年本有渊源。而在这里提到的这些证据，只能说是支持了元刻明递修本与宋刻本之间有间接联系，至于是否此“宋刻本”便是南宋庆元六年本，尚乏确证。存疑此处，留待今后进一步考证。

第三部分：本文的结论元刻明递修本一善本之首善

美摄宋刊本胶片刊印清晰、版式规整，但它仅残存了31卷，远远少于《乐书》卷数的总数，而且刊刻的具体时间不明，因此，不是存在《乐书》中最完整、最理想的版本。美摄宋刻元印本胶片、美摄宋刻明印本胶片以及日藏宋刊本、日藏宋刊元修虽然都与“宋刻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同样是残缺不全，亦不是存世《乐书》中最完整、理想的版本。

元刻明递修本虽然有缺页和刊刻模糊的现象，但相对完整的保存了二百卷美摄宋刻明印本胶片以及日藏宋刊本、日藏宋刊元修本的残卷在版本的风格特点和具体内容上都有极大的相似性。

另外，史料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记录的内容，而且在于它的存在形式和它的结构。所以无论是从元刻明递修本对其它善本在内容上的包含性，还是在其保存了《乐书》的完整结构来看，都可判断元刻明递修本为现存《乐书》善本之首善。

元刻明递修本中的缺页和刊刻模糊的地方，可以依据以上四种善本进行补充。而美摄宋刊本胶片因其刊刻年代早于元刻明递修本，也可以用来补充元刻明递修本中刊印不清的内容。由是可知，若以其它五种善本，用来补充元刻明递修本，较为合适。尽管仍有模糊不清的地方，这项工作也仍然是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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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平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

礼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陈祥道、陈旸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陈诸安

礼乐文化是由远古祭祀制度发展而来的，成熟于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礼乐制度。礼乐，是礼和乐的合称。对于礼，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礼的意义在古代至为广泛，它包括了国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昏、丧、祭、饗的典礼，也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内容。”儒家“五经”之一《礼记》上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意思说，“礼”对端正国家风气来说，象衡量轻重的秤、判断曲直的墨线、画图形的直尺圆规那样重要。《左传》这部史书对史事记载之末，往往有一段议论对史事进行评价，其标准是“礼”，或曰“礼也”，或曰“非礼也”。乐，广义来讲，就是文艺活动；狭义来讲，就是指音乐。古代举行的礼仪活动，都要配之以乐，乐随礼生，相辅相成，在礼和乐的行进中产生一种庄严感、神圣感。《史记·乐书》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这告诉我们，诗、歌、舞都是发自人的内心，这样音乐气氛才能随着产生。礼乐并称，说明二者密不可分，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史记•乐书》说：“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统同，礼辨导，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这些话告诉我们，礼是用来分别人的尊卑贵贱，节制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有序；乐是用来疏导、疏泄人的情感，统一人的思想感情，使社会和谐。到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孔子周游列国劝说各诸侯恢复周朝礼乐制度。从孔子开始，儒家就形成了一个重视礼乐制度的传统，写了很多记载古代礼乐制度的书。历史上每个朝代兴起，它都有一番“制礼作乐”的活动，根据儒家著作中礼乐内容的记载，或者把前代的礼乐制度加以改造，或者根据当时的需要制订新的礼乐制度。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断变化，有的礼乐被淘汰，又产生新的礼乐，经过儒家学者的修订，形成了包括人们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的礼乐文化。

梅邑先贤陈祥道、陈旸俩兄弟潜心研究远古礼乐制度。他们所写的《礼书》《乐书》在清乾隆年间便收入《四库全书》，在2008年元月被国家文化部列为“国家珍贵古籍”，他们为弘扬礼乐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陈祥道认为治国“以礼为本”，并说：“礼乐治道之急务，帝王之极功，阙一不可也。”陈旸说：“先天下而治在礼乐，后天下而治在刑政。三代而上，以礼乐胜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胜礼乐，而民风偷。是无他，其操述然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前后“民德”“民风”的不同，是因为统治者对“礼乐”与“刑政”把握不同而造成的。他还提出治国应“本之为礼乐，末之为刑政”的主张。二陈先生这些观点与儒家的思想一脉相承。《礼记·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意思说，治国要用“礼”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用“乐”来和谐人们的言论声音，用政令来让人们推行礼乐文化，用刑罚来预防人们犯罪。如果礼乐刑政这四方面都做到了，并且不违背，那么就具备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王道了。儒家这一治国“以礼乐为本，但并不排斥刑政”的主张，给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以有益的启示。

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仅强调法治，光靠完整的法律体系那还远远不够。西方国家民主法制可谓健全，但物欲横流，金钱唯上，道德沦丧，人情淡漠，社会犯罪和社会冲突日益严重，社会弊病丛生。因此西方不少学者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向古老的中国学习儒家传统文化。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闭幕大会上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说，用法律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只能暂时免于犯罪，但认识不到羞耻；用道德去教化他们，用礼教去约束他们，百姓不但知道羞耻，而且能够达到更高的境界。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教诲对今天社会现实来讲，是十分深刻的。构建和谐社会，在完善法制的同时，更应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社会才会和谐。

古代文化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称之为“六艺”，以礼、乐居其首。其教材为“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则指《易经》、《诗经》、《礼记》、《尚书》、《春秋》五种儒家经书，《礼记》列其中。古人除通过读书学习做到知书达礼外，还要通过乐教提高道德修养。儒家认为，音乐有优劣、正邪之分，只有情感纯正、格调高雅的乐曲才能称之为“乐。”《史记·乐书》说：“德音之谓乐”，其他只能称为“音”。《论语·泰伯》中说：“立于礼，成于乐。”意思说立身处世要靠礼，情操的完成在于音乐。这说明乐教对和谐人性、提高人境界、提升人德性有着积极意义。陈旸在《乐书》中，还把乐律中“宫、商、角、徵、羽”五声与儒家道德中“仁、义、礼、智、信”五常联系起来，他说：“闻宫声斯达诚实之心而为信，闻徵声斯达恭敬之心而为礼，闻商声斯达羞恶之心而为义，闻羽声斯达是非之心而为智，闻角声斯达恻隐之心而为仁。夫如是，则乐行而伦清，外则耳目聪明，内则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矣。”他认为通过乐教，人的道德得到提升，那么音乐流行中伦理道德就清楚了，表现在人躯体上是耳聪目明，内心心平气和，最后是音乐改变了社会风气，天下安宁了。陈旸所说“五声”对“五常”所产生作用虽有夸大，但强调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教化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教化作用是对的。因此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创造出更多鼓舞人心催人向上的文艺作品，让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教化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礼乐文化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西方文化的进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过分强调平等，便无所谓尊卑长幼，导致尊老传统的淡漠；过分强调自由，便无所谓纪律约束，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由于乐教退居为消遣休闲，在搞笑中导致掺和着许多的低俗。现在的礼，多仅指人情礼节；乐则仅指音乐。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大力弘扬礼乐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中共中央颁发的公民基本道德，树立“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提倡文明礼仪。在音乐欣赏中我们应追求健康高雅的音乐，当然一些渲泄个人情感的歌曲也是生活所必需的，但应该做到儒家所倡导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情渲泄恰到好处。这无论对于自身健康，还是对于社会和谐，都是有益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礼乐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其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陈祥道、陈旸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闽清县文学协会会长  郑亨光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前辈：

省陈氏委员会和闽清“二陈”文化研究会今天在此举行隆重的学术研讨会，大会开得很成功，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庆贺!

宋代，闽清古村云龙际上“陈家一门九进士，玩公五子四登科”，陈祥道著《礼书》、陈旸著《乐书》，陈刚中抗拒卖国贼秦桧等一系列忠烈的历史，鼓舞和激励着众多后昆。他们的行为，功在当代，利及千秋。为什么这们说呢?我认为：民族英雄岳飞抗金护宋，用武力精忠报国是“忠君爱国”的表现；二陈弘扬礼乐文化，用文化“忠君爱国”，同样是爱国功臣。值得尊崇，他们的敢言直谏、勤学勤政、行善爱民的高尚情操和文化爱国的思想，值得大力挖掘、宣传和弘扬。“二陈文化”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组织研究整理，挖掘和利用好“二陈文化”，就是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当今提倡构建“和谐社会”，更应当紧密结合“八荣八耻”的思想主线，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如文学创作，编拍影视剧等等，广为宣传，达到“古为今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激励年轻一代，更加爱国爱乡，更加奋发努力报效祖国。

我祝愿“二陈”文化研究会越办越好。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众人抬柴火焰高。祝愿在《陈旸及其<乐书>研究》和《礼乐同辉》两本书的出版基础上，再造精品!

歌赋贤豪“二陈”(注)

             (朗诵诗)

          闽清县教育局：聂兆庄

撩开千年历史的帏幔，

触模层峦叠嶂中的漈上山。

起傅岩缅怀中动情宣讲：

这里是先哲辟圃植梅读书的地方；

凤凰山下石圯的古宅．

印记着两只鹍鹏凌空的翅膀，

呵——

许是陇田氤氲的气息，

锻焠粹过贫寒中的热血肝肠？

许是圃内蝶舞蜂飞的翩跹，

敛纳了壑智灵光的蕴藏？

许是梅花不畏冰霜的芳芯，

蒸熏成风操傲骨的如钢？

许是孜孜诵读苦苦吟哦，

放飞了一泻千里的理想风帆？

兰心蕙质，天斌异禀，

执著追求，被肝沥胆，

擎举起《礼书》150卷，

浓缩着仁义慈孝忠敬的精悍，

构建了古代伦理学的核心，

闪烁着古国文明的价值观。

雄托起《乐书》200卷，

征引浩博，深邃富含，

开辟了华夏音乐百科的先河，

融铸着传统与新颖交织的锋芒。

抽绎无穷，亘古不泯，

在理学迢迢的长空下，

耸起两崖里程碑的巍巍高昂。

笃因其“高才应是和羹手”，

增添了金銮大殿的金碧辉煌！

徜徉在浩邈历史的长河里，

沐洛贤豪璀灿明珠的“光环”，

我们高山仰止，激情如燃，

顿感一股勃勃的脉息，

在古邑大地上经久地跳荡。

不是么？——

“龙江书院”、“二贤祠”、“贤良亭”，

诉说着那脍炙人口的一段段。

让我们钩沉厚重重的积淀，

铺设一道壮丽的人文景观，

召唤来四方的潮声阵阵．

在瓷都侨乡绵延炳焕！

  (注：“二陈”指陈祥道、陈旸俩兄弟)

(陈祥道（1044一lll6)．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身长书省正字，北宋名儒，著名理学家。)

(陈旸(1068—1128)．宋绍圣元年(1094)“制科”及第，礼部侍郎，北宋名儒，著名音乐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