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近二千多年时间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由于孔子提倡礼乐，并将之上升为治国的理论，所以二千多年来的历朝统治者，只要社会上没有大动荡、大混乱的局面，至少表面上总是要标榜礼乐，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是“奉天承运”的。礼乐既与国运绑在了一起，“乐”自然就成为儒家的一门主修课了。儒家有所谓“六艺”，这个“六艺”不管是六门必修课(礼、乐、射、御、书、数)也好，是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乐”都是其中不可缺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把“乐”的地位抬得这么高的，恐怕仅此一家而己。这也构成了中国的一大历史特色。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论“乐”的著作的涌现，自先秦公孙尼子著《乐记》始，直至清代，站在儒家立场上专门论“乐”的著作，有案可查的就不少。其名称则大都学太史公，叫做《乐书》(古时“记”、“书”同义，《乐书》与《乐记》同)。以今天科学的跟光来加以审视，它们都是很可宝贵的历史文献，是官修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中各种《乐志》的重要补充。但是很可惜，这许多《乐书》几乎都在改朝换代的内乱和外族入侵的外患中失传了。其中硕果仅存的，则要数宋代陈旸的一大部《乐书》。这简直可以称得起是一大奇迹!陈旸《乐书》卷帙浩繁，达二百卷之数。要躲过自宋末直至日本侵略者的无数次兵火，外加各种自然灾害和收藏者的沉论败落，总而言之，自然和人为的，有意和无意的破坏，从而完好地传存至今，你能不说这确实是一大奇迹吗!

　　既然是仅存的宝贝，似乎理该受到珍视，充分发挥其珍贵历史文献的作用了吧?却又不!它的命运仍然是“束之高阁”。中国历史上没有公共图书馆，一批批图书除了皇室私藏，民间大都集中在一些爱书的私家，那些放置书籍的建筑则称为“藏书楼”。为什么不叫“读书楼”而叫“藏书楼”呢?这“藏书楼”三字真正妙不可言，一下子就道破了底蕴：书籍在这里只是“收藏品”，和古董之类一样；至于阅读，一般并不算在它的帐上。所以中国的古籍虽多，但即使是在当时，它们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施加的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而陈旸《乐书》则更进一步，在从“藏书楼”进入图书馆之后，它的命运也没有改变多少；很少有目光停留在它的身上。这么一看就不难发现，郑长铃先生的这本新著《陈旸及其(乐书)研究》的出版，确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它打破了学术界数百年来对于陈旸《乐书》的极不正常的沉寂，唤起今人对这一部集大成古籍的重新审视和重视。

　　作者充分利用了与陈旸属“大同乡”的地利优势，深入陈旸故里，挖掘陈旸的生平细节，使几百年间仅在陈旸家乡流传，且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陈旸生平事迹得以现代文献形态保留下来，并传承下去。这于学术，应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检阅陈旸《乐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二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儒家的艺术观、音乐思想。即使历代《乐书》基本失传，我们也不难通过陈旸《乐书》的章节安排和内容而略知它们的大概面貌，虽然具体细节存在着一些时代差异。就这点而言，陈旸《乐书》是一个可供学者们解剖、分析、研究的典型，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株完整的标本。作者正是利用了这一标本，并对之作了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难能的。当然，面对这二百卷庞然大物，以一人之力，短促之时，要求毕其功于一役，也是一种奢望。换言之，这不但需要群体的力量，而且要有时代的专注。但是本书为此带了个好头，也是十分重要，因而功不可没的。相信在此之后，这一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受今人观念所囿，不在“知其然”的浅显层面上多作停留，而更加历史地观察、分析陈旸其人及其《乐书》，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及其“必然”，乃至剥出其所具有的“真理性”，足以让社会有所继承，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这自然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大的目光、气度和魄力!长铃先生的大作即将付梓，嘱为之序。欣喜陈旸《乐书》得人闻问，因此借题发挥，拉杂而言，以贺本书出版，兼寄微末期望，谫陋至极，岂敢言序。(本文题目系编者所加)

　　(冯洁轩教授，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海关专科学校图书馆馆长、科研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