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旸(1086—1128)，又名旸道。系宋时闽清县二都宣政里漈上人。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进士。该科简称“贤良科”，亦称“制科”，故后世人称陈旸为“陈贤良”。宋《三山志》卷九载：“绍圣二年，祝圣为宰，陈公旸初擢制科第一以归，邑人又新其学，作堂以祀其兄馆阁校勘祥道。”陈旸中制科进十后，累官顺昌军节度推宫，太学博十，秘书省正字，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显谟阁待制。著《乐书》二百卷，与其兄祥道著《礼书》一百五十卷，至清代双双入编钦定《四库全书》。

　　陈旸五兄弟中四位登进士，加上子侄两代七位登进士。其侄陈刚中官至四品，因与卖国贼奸相秦桧相逆被贬官，班列忠臣，宋时县里为他立“一门七进士，五子四登科”牌坊。立坊后又出两名进士，其中一名为一甲第三名探花。故陈门九进士、旸举“贤良”、“礼乐”双巨著都对地方及中国历史产生惊世骇俗的深远影响。陈旸、陈祥道及其“礼乐文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独特与突出的。郑长铃博士在《陈旸及其乐书研究》专著中引用著名史学家工世襄先生评价：“陈旸《乐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

　　陈旸从“幼侍四书五经读”至“欲将深浅试科场”的成长过程，得到家庭特别是其兄祥道的深刻影响。其兄弟都曾在梅城“龙江书院”受学过，其兄祥道“博览群书，深研礼法百籍”，先其30多年登进十，任国子监直讲，并著《礼书》150卷，嘱咐旸道“礼乐者，治道之急务，帝王之极功，缺一不可也。”勉励其弟勤读苦练，续著《乐书》。陈旸登科之前，已是闾里注目的德才兼备的人才，19岁中秀才，27岁登“贤良科”进士。入士后，继续勤政勤学，广泛收集资料，既当官又当学者，极力打造“儒士”身份，终不负兄命，著成《乐书》200卷。陈当官之后，始终以清正廉洁律己，站在忠臣一边，与当朝的奸相蔡京相左，“以盐铁利忤旨夺职，”一度被“放归”，甚至举家为“防不测，避地入尤”，而散落他乡。《乐书》和《礼书》虽然在当时忠臣拥护，因奸臣当道，圣上不尊儒而信道术，所以当朝无法出版和推行。陈旸及其兄弟子侄尽出才子、清官、学者、忠臣，近千年以来，风范世人，荣耀梓里，真是难能可贵。

　　陈旸得中的“贤良科”在封建科举制度中有何特别之处呢?根据史书记载，宋代承唐制，正常是“三年一大比”；而贤良制科是不定期的，根据国朝需要选取特别突出的人才而举行。据《宋登科记》载：北宋170年，共录进十二万二千余人，而制科录取的仅39人，尚不及进士总数的五百分之一。然39人中有9人位至宰辅、6人官至翰林学士。观宋代历试贤良，录取者均系文学博异之士，可谓上选……中选之后，不十年得高爵美官，所以士人多羡慕此科，虽已考中进十，也来应诏贤良方正的考选。

　　举贤良制科选诏，虽然下至布衣上至进十都可以应诏赴试，但有严格的规定：①必须有清廉在职职务达侍郎级以上的三位官员荐举；②被举荐者应为才德俱高的君子，布衣应是乡试及格者，府州僚官参军，各路使司之判官，各县丞主簿等必须任满三考的，边防官要任满回籍者，方可为举荐对象。③得到举荐后，第一步是“进辞业两制看详”，即上交策论五十首，分为十卷。由中书后省和学士院的朝廷命官审查；分为上、中、下三等，这一关不及格者(下等)一般都达一半。④及格者报告朝廷，择日阁试。由中书省或秘阁试六论，每论限五百字，计三千字，一日内完成。阁试分五等，一二特优等从来虚设，三为上等。四为中等，五为下等，第四等以上有资格召赴殿试。宋宰相苏颂批评说：“程式太严，取人太窄”。贤良方正科中选者比进士登科难十倍。据郑长铃先生在其专著中查考了大量资料得知，南北宋共举贤良科试49次，层层筛选至阁试淘汰后，御前殿试的仅22次，殿试中还有两次无人及格者。与陈旸同科阁试六论及格三等者计四人，其他三人均为进十，已任朝野官员。待殿试时三等二名赵天启“因极犴妄”而被特旨黜之。实录三等(即上等)三名为：“节度推官、州学教授张咸，右通宜郎吴俦，布衣陈旸。”后来《宋史》有立传者仅陈旸。由此可见，陈旸27岁举贤良方正科殿试通过实属不易。没有十年寒窗磨穿铁砚的勤读苦练，怎能通过如此多层严格的制科考试?

　　(作者：郑亨光，系《闽清县志》副主编、“二陈”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