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旸，闽清县漈上村人，宋忻宗绍圣元年(1094)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进士，后世称他为陈贤良。其十年磨一剑的《乐书》二百卷，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音乐百科全书。清乾隆时收入钦定《四库全书》。他的著作甚多，除《乐书》以外，留存于世的尚有《论语句解》、《孟子讲义》、《礼记讲义》、《北郊礼典》等，足显其对儒家经典钻研之精深、底蕴之雄厚。说他是理学家并无溢美。

　　所谓理学，乃指疏解儒家经典的学问，是宋代学者以孔孟学说为核心，吸收部分佛家、道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儒家哲学。由于北宋程颐、程颢和南宋朱熹在这一领域成就最著，后人也称理学为“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家注解古文献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注解，他们大都古为今用，通过诠释古书而融进自己的思想、价值观与政见，以期匡王济世。

　　理学思想，实质是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两者产生的社会背景也颇为相似。儒家鼻祖孔子生在春秋时代，其“仁爱”概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那时铁器开始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田扩大，统治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加重。劳动者为挣脱剥削者的枷锁，纷纷脱离土地外逃；加上那时周天子势力衰落，各诸侯国间互相争夺，连年战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为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倡导恢复上古“礼乐制度”，建立“有道社会”。他所提出的“仁学”思想，就是主张必须把劳动者当人看待，统治者应“克己复礼”，克制私心、推己及人，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目的是缓解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秩序。而理学思想形成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较为衰弱的封建工朝。特别是北宋中叶以后，党争迭起，外族入侵，腐朽的朝廷对外屈膝求和，对内残酷剥削劳动人民，造成官逼民反、乱象丛生、社会动荡。当时的知识分子受历史局限，以为国家积贫积弱与人民受苦受难是因为“王道久废”、“人心不古”，冈此，希冀从“四书五经”中求索治国良方。

　　宋代理学著作浩如烟海，其中陈旸的《乐书》应可算出类拔萃。他甘冒“有伤大雅”的风险，搜集大量民间通俗音乐资料编入此部著述之中。在视黔首如草芥、民间文艺为下流的封建社会里，能有这样胆识，怎么说都是难能可贵的。这部巨著虽没有帮助作者实现“规范律吕，以和谐的声音构建理想社会”的抱负，但从纯学术来衡量，确是为我同古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灿的明珠。正因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后人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诸如理学先驱、文章魁首、宋代的傅说、古音乐理论家等等。不足的是，这些评价中独缺了他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民性，也就是他对劳动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陈旸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执着意志埋头著述，究竟为什么?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笔者最近看到其仲兄陈祥道关于他被罢官一案简得不能再简的记述，一共只有“坐言盐铁利而放归”8个字。无独有偶，《宋史》四三二卷《陈旸传》中也有“尝坐事夺，已而复之”寥寥8个字的记载。始信古人皆循“为尊者讳”的原则，但凡涉及君王之事，能避则避；实在避不开，也应蜻蜓点水、一略再略，免得招灾惹祸。尽管如此，若联系民间传说和对照一下陈旸被罢黜时的历史状况，笔者以为8个字也足够勾勒山他为国分忧、为民担险的崇高形象与事件梗概。

　　陈旸涉足仕途前后只19年，其中后13年是在宋徽宗执政期间。徽宗于元符三年(1100)登帝位。他即位后，始终宠信大臣蔡京、王黼和宦官童贯、杨戬等人。这些佞臣宠宦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朝政引上极端腐败的道路。宋崇宁四年(1105)，徽宗大兴土木营建华阳宫。为集中天下奇花异石于宫中供自己玩赏，特地设立“应奉局”，向东南各地搜刮奇珍异宝用船运往京都，称“花石岗”。由于奢侈挥霍，造成民穷财尽、国库空虚。又为弥补财政赤字，于政和元年(1111)设立“西城括田所”，前后掠夺民田34000多顷，使阶级矛盾愈形激化，相继爆发了宋江、田虎、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陈旸“尝坐事夺”正是在这一时期和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据现有资料分析，宋徽宗政和元年至三年(1111至1113)之间，陈旸因“言事”触犯最高统治者，所言之事是“盐铁利”。这一点可以说是确凿无疑的。何谓“盐铁利”?顾名思义，显然是盐铁生产的利害关系问题。在古代，盐和铁都是攸关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从某种意义上说，食盐比粮食更为难得。粮随处可种，只要付出劳动便可获得。而盐主要靠海水加工，生产空间有限且远离内陆，生产经营与交通运输等过程都较复杂。铁不仅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而且是强兵利器、巩固国防不可或缺的物资。陈旸抓住这一要害问题，力挺必须重视发展盐铁生产，实在是很有见地、很得人心的。再者，我们据理推测，陈旸仅仅上书陈述盐铁生产重要性，谅来还不至于使徽宗大发雷霆的，其中必有涉及更敏感的政策问题。比如，建言采取计利于民，通过减轻盐铁生产税金来提高生产者积极性；如果当时盐铁系官营，那么也有可能是指出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建议如何加以纠正。由于史书只有8个字的记载，我们已不可能弄清“坐言盐钦利”的来龙去脉，只能做这样的推想。但可以肯定的是，陈旸当年慷慨陈情，其出发点是为劳动者的利益，因而触及了统治者的利益。这样，听惯花言巧语、受尽阿谀奉承的徽宗，把其诤言谠论视为异端才合乎逻辑。当然，他为人民说话的终极目标，也离不开尽忠君王。因为，把劳动者的血汗全榨干，逼得百姓无活路，最终吃亏的还是最高统治者。也许正是这一辩证道理，使他蒙冤受屈后又得到平反昭雪。

　　陈旸被放逐的时间不长，宋政和五年(1115)前后便获赦复职。而他并不以此为庆幸，反尔毅然辞官回归故里。他的这一决断十分英明。当时徽宗在“盐铁利”问题上虽有所感悟，而其腐败的政风依旧，那帮奸宄之徒也仍然窃据高位。他若复出，势必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出卖灵魂，趋炎附势，与蔡京、童贯之流相唱和；要么三缄其口，明哲保身，做个走肉行尸。正心诚意劝导君王之路既然行不通，回归田园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一个刚直不阿、满身正气的平民学者，绝不会冈政治上的一次挫折便意气消沉。陈旸回乡后，或躬亲劳作，辟圃种梅，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以发展生产；或放骸山水，依归自然，为国事日非而自己无力回天排遣惆怅情怀；或为诸俊颖晚辈说文讲学，期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一切，更拉近了他与平民百姓的距离，彼此建立了深厚感情。

　　陈旸心中有人民，必然受到人民的赞赏和爱戴。数百年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甚多。其中有一则故事叫《金头御葬》，在闽清几乎家喻户晓。这则故事大意是：“古时闽清漈上山一位大官叫陈贤良，跟皇帝辩论什么是宝。帝说金银是宝，而贤良却说盐、铁、纸是宝。帝一怒之下把他问斩。后来事实证明贤良的观点是对的。帝后悔不及，只得钦赐金头御葬以示平反昭雪。为防金头被盗，还诏令造36台坟墓迷惑人们。”早闻有不少热心人误把此传说当史实，在“查无实据”后，还埋怨哪个无聊编者凭空臆造糊弄人。殊不知民间传说出自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属口传文学范畴，只可意会，不可当真。它有如海市蜃楼，既是云彩里的一瞬幻影，又是真实世界的反映，而且比真实世界更绚丽。上述故事以“君臣辩宝”来嘲讽统治者目光短浅、财迷心窍、昏庸无知，以“问斩贤良”影射统治者刚愎自用、专横无理，用“钦赐金头御葬”描绘出统治者一幅伪善的面孔，滥杀忠良后还假装仁义，无非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真可谓构思缜密、寓意深沉，原本就是无可挑剔的民间杰作。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判员。谁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就为他树丰碑、立祠庙，编织锦绣般的故事传说，让他流芳千古；相反，谁若出卖国家、背叛人民，则人人口诛笔伐，把其狰狞的面目、丑恶的灵魂揭露无遗，令其万劫不复。综观陈旸的人民性，以及后世对他的挚爱与景仰，能不感慨系之!

　　(作者：张瑞钦，系《闽清县志》主编、陈祥道、陈旸文化研究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