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旸，字晋之(1068—1128)，世称陈贤良，闽清人。出生于北宋后期。以谱牒史料，可见陈氏家族源于官宦世家，但由于时代变迁，闽国灭亡了，他们一度沉为庶民，但这并未中断其家族把后人塑造成“家之肖子，国之良臣”的强烈愿望。陈旸是怎样以布衣成长为一个宋代儒士大夫身份，首先我们要从陈旸生活年代的社会人文背景中，研究陈旸生平和他的人生轨迹。

　　一、根植丰厚的学养氛围

　　史学界一致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也是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花开果结的朝代，无论在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的发展上都有集前此之大成并开后世之新猷的关键地位。《八闽画志》序曰：“闽虽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福建在当时更是被誉为“出秀才天下第一”，两宋三百年间，福建获科名者近万，读书人仕者辈出，仅正副宰相就有60人之多，陈旸丰厚的学养正是植根于这种社会背景和人文土壤中。陈氏家族珍藏的《梅阪陈氏族谱》记载；旸公生于宋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四月十六日，卒于高宗建炎二年戊申(1128)三月初一日，可以推断陈旸的少年时期正逢北宋第二次兴学运动。

　　二、深受家兄的学风熏陶

　　据《樟峰陈氏续修家谱》载：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即是陈旸出生的前一年，其兄陈祥道登许安世榜进士，任国子监直讲。“初仕时，父殴公人死，而祥道任其罪”，“久废”赋闲在家，学深礼法，发愤二十年，著成《周礼纂图》二十卷、《仪礼注解》三十二卷、《礼记讲义》二十四卷、《论语全解》十卷、《礼例注解》十卷、《礼书》一百五十卷，后因进献《礼书》，而迁秘书省正字，赐绯衣、太学博士。陈祥道博览群书，深研礼法百籍的时期，正是陈旸以“幼侍四书五经渎”到“欲将深浅试科场”的成长过程。另外，陈旸作《乐书》是受其兄祥道的嘱托，是祥道著述理想的延续，故不论题时之读书作文，还是日后之做官为学，陈祥道对其弟陈旸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三、全靠自身的真才实学

　　陈旸自身应具备什么条件呢?对荐举“贤良”的资格在仁宗景祐元年即有六大严制，而布衣必须是曾参加过进士诸科乡试，获得及格，才可以应诏。陈旸布衣出身，必已通过进士诸科乡试，此乃其一；其二，推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被荐举的理应为才德俱高的君子，由此，陈旸的德行应是为乡里所推重的；再者，“贤良方正科”的中选，远较进士诸科为难。纵观两宋下诏令近臣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共四十几次，而御试的只有二十二次，仅此二十二次中还有两次亲策无及格者，其余的约有三十次的诏举，多半是无人应诏，亦有数次应制举人全部为阁试所淘汰。由此亦可见，陈旸诏举“贤良方正”是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的，且对日后著述《乐书》亦是不可或缺的。

　　陈旸于绍圣元年(1094)秋考试制科，推荐人是在前一年十月底将陈旸一应诏状文卷呈报。考选“贤良制科”程序纷繁复杂，难度极大。陈旸经过缴进辞业看详、两制看详、阁试六论等层层严选，以上等的资格召赴殿试。

　　绍圣元年(1094)九月初八，上御集英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剑南西川节度推官、华州州学教授张咸，右通宜郎吴俦，布衣陈旸。最后考定咸、俦、旸中第三等，以咸为宣德郎与判差遣，俦升一任，旸授初等职官并与堂除。

　　陈旸是当时的文化精英，他有文章的才华，历史的知识，通过文才和德行获得职位。他的《乐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音乐理论专著，是留给我们后人不可多得的音乐史料和文化遗产。

　　陈旸之“贤良”身份在乡里得到明确，赢得敬重，闽清台山公园中的“贤良亭”便是例证。

　　(作者：陈仁志，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闽清县“二陈”文化研究会会员)